张爱玲的小说经久不衰，常在评论界掀起热潮，她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传奇作家――张爱玲。她自1943年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连载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后，一夜成名。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更奠定了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张爱玲苍凉而绮丽的小说流传至今，非但没有因岁月的洗刷而失去魅力，反而在当代文学家园里大放光彩。笔者认为，这与张爱玲成功地塑造了许多类型迥异的女性形象有关。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可以将这些女性形象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结婚求生型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以结婚来求生存的女性。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爱情不能成就婚姻，它只是女人谋生的一种方式罢了，即便爱情与婚姻相背离，她们也会孤注一掷，因为物质、金钱才是她们择爱的首要标准，结婚也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留情》中的敦凤等都是这一类型的女性。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娘家是中产之家，她原本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过着普通幸福的生活，但对钱财的过度艳羡改变了她的婚恋观。只要能嫁给有钱人，即便是做妾她也毫无怨言，最终她不惜与娘家闹翻，做了香港富豪梁季腾的第四房姨太太。在丈夫死后，她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笔财产，这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是她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爱情、用自己的一辈子换来的。但她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在她心里，是婚姻让她能够衣食无忧的生活下去，纵然生活是凄凉孤寂的，她也依旧知足。可以说，是金钱桎梏了她，让她甘愿在婚姻的牢笼里打转。
《留情》中敦凤，她的家族在当时的上海是屈指可数的大商家。苦命的她在二十三岁时死了丈夫，面对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敦凤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大，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出身富足的小姐，最后也是为了生存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米先生，即便是当二房她也甘愿。敦凤的生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寻找一个能给予她经济安全的男人，于是，从守寡到再嫁，为了生存她甘愿再次跨进婚姻的围城。
(二)狠心恶毒型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一些不能被众人理解的狠心恶毒的女性，张爱玲对这类女性的刻画，多集中在母亲这一角色身上。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母亲常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她们善良、慈祥、温柔，为了儿女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却颠覆了我们对母亲的一贯理解，她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作了反常的描写，她笔下的母亲深受环境的制约，她们或无情、或自私、抑或是冷酷，在她们身上，读者很难找到醇厚温馨的母爱，狠心恶毒成了这类女性的代名词，如《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
《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算得上是一位狠心的女性。流苏离了婚回到娘家，心里很难过，又常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而白老太太却从未给过女儿精神上的安慰。在流苏受尽了兄嫂的欺侮时，白老太太也没有站出来对他们的丑恶行为加以阻止，反而替他们说话。而当走投无路的流苏跪在她床前向她哭诉寻求帮助时，她非但没有表现出作为母亲应有的心疼与怜悯，反而给女儿指出了一条可怕的“出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这根本就是要流苏牺牲后半生的幸福，这样狠心的母亲让流苏不再对母爱抱有任何幻想，所以，身心疲惫的流苏不得不离开母性缺失的母亲，不得不离开已经没有温暖可言的家，不得不再次选择婚姻。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则是恶毒女性的典型代表。她对子女非但没有正常的母爱，反而用子女的幸福来为自己的不幸陪葬。对于儿子长白，她纵容他吸毒、纳妾、逛妓院;她要儿子整夜地陪她抽烟;她探听儿子与媳妇的房事并当众羞辱儿媳，她的恶毒最终把儿子前后两任妻子都折磨至死，长白也不敢再娶。对于女儿长安，曹七巧怀着一种忌恨的心理，她看不得自己的女儿拥有正常的爱情，于是她咒骂女儿，讥笑女儿的感情、并想方设法破坏女儿的婚事，她的狠毒使长安近中年还困守在她的身边，最终彻底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幸福生活。作为一个母亲，温情脉脉的舐犊之情在曹七巧身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儿女们的疯狂残害，其狠毒程度令人乍舌!
(三)软弱顺从型
这一类型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如《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十八春》中的顾曼桢等。她们像提线木偶一样无条件地受人摆布，虽然她们也有过不满和反抗，但是顺从总是多于反抗，而且在反抗受到镇压以后，她们也就不再努力了。张爱玲是个进步的女性，对“社会顺从”有着强烈的不满，她正是通过展现这类女性在婚恋生活中一味妥协与退让的悲剧来表达自己的这种不满。
《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可以说是一个甘愿被男权摧残压制的软弱者的代表。她其实也进步过，她在父亲为她定亲之前，曾与言子夜自由恋爱，可性格懦弱的冯碧落后来却违背自己的心意，放弃自己的爱情，而嫁给了父亲为他挑选的聂介臣。虽然她内心抑郁，却没有抗争过，而是慢慢的、卑微的蜷缩在了丈夫的樊笼之下。张爱玲在小说里对她的形容十分精辟到位：“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子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十八春》中的顾曼桢，性格上的软弱使她在面对最亲最近的人的陷害时，没有勇气站出来与之作斗争，她选择了默默承受这一切，顺从地在祝家过了一段悲惨的生活。后来，她虽在他人的帮助下从祝家逃离出来，可心中却依然牵挂着孩子。在曼璐死后，曼桢竟会不可思议地和当年强暴自己的姐夫祝鸿才结了婚，这都是性格上的懦弱在作祟。曼桢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在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从而一度迷失自我，向责任低头，向生活妥协。
总之，张爱玲始终将关注的视角投注在各个类型的女性身上，她以独特的眼光透视乱世，塑造了一系列鲜活饱满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对这些女性的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的考察，向女性的精神世界进行挖掘，表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张爱玲用苍凉的笔调把她眼中所见的形形色色的民国女子活画出来，为现代女性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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