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多辑集、考订、注释和评论工作，写下大量论著。两千年来，《楚辞》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两汉时期 两汉是《楚辞》研究的开创时期。上承秦火之余，重点在于搜辑、整理和著录楚辞作品；注释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对屈原的评价，意见颇有分歧。
西汉前期，屈原作品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刘安和司马迁。刘安撰有《离骚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写下专著的第一人。《离骚传》已失传，据《史记·屈原列传》里残存的片断来看，其中有评文论史的总叙；据班固《离骚序》所援引的部分来看,其中又有释义考典的注解,这些都为后世的屈原研究开辟了道路。至司马迁撰《史记》，不仅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访察行事,更研读了《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写出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
西汉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开始注意楚辞的音读问题(《汉书·王褒传》)。西汉后期，刘向父子典校秘阁遗书，校定“屈原赋二十五篇”，著录入《七略》，这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校雠的开始。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其书不传。据王逸《天问叙》说,他们都是对《天问》中的“奇怪之事”,“援引传记以解说之”,可见刘、扬对屈原作品的注释考订工作,在刘安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东汉时期，班固、贾逵，都撰有《离骚经章句》（王逸《离骚叙》）。马融也撰有《离骚注》（《后汉书·马融传》），其书皆不传。贾、马为经师,班氏为史家，其内容当既有训释,又有史评。这从贾、马之说经及班固所留下的《离骚序》可以想见。但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离骚叙》。马融《离骚注》当然也是如此。看来直到东汉中期，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尚未展开全面研究，重点仍在《离骚》、《天问》的'注释上，至于《楚辞》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对《楚辞》进行全面探讨的是东汉末王逸，他著有《楚辞章句》17卷，内容包括训诂、校勘、释义、考史、评文等各个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辞》研究专著。
这一时期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刘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意见有分歧，而其中针锋相对的是刘安与班固。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评论屈原则谓“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虽也日月争光可也”，而班固则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观点衡量屈原，认为“屈原露才扬己”， “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魏晋至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楚辞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而在研究方面却处于低潮，专著寥寥无几,但注释、音读、文论等个别论著，从质量上看,仍然有所发展。
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晋代郭璞有《楚辞注》 3 卷。郭氏乃训诂学大家，曾注过《尔雅》、《方言》，又博极群书,广搜异闻,注过《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他的《楚辞注》已佚，但从诸书所引或互见于郭氏其他书注中的部分看,其训诂名物方面,足资参考处颇多，对王逸旧注也有所更定。如郭璞《江赋》以为“任石”义同“怀沙”，《山海经·中山经》注以为“湘夫人”乃是“天帝之二女”,都与王逸注不同。另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南朝刘宋何偃《楚辞删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参解楚辞》7卷，今皆亡佚。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楚声研究的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晋代徐邈有《楚辞音》1卷。刘宋诸葛民有《楚辞音》1卷，孟奥有《楚辞音》1卷，隋代释道骞有《楚辞音》1卷，阙名氏《楚辞音》1卷。音读著述的繁多，反映了当时对《楚辞》讽诵吟咏的盛况。但这些著作今皆亡佚，只有敦煌石室曾发现道骞的《楚辞音》残卷。据《隋书·经籍志》称,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从残卷考察，道骞音切多异，而用楚方音读韵脚以取得叶韵效果，尤其是它的特征。
关于屈原评价问题，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折中诸家，独标己见，明确指出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在艺术上则达到了“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的高度，有意纠正评论家“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弊病。但刘勰仍以是否合乎儒家“经义”为评价屈原作品的标准，也有一定局限性。
宋元明清时期 这是《楚辞》研究的空前兴盛时期，校勘、训诂、韵读、文论等方面著述繁多。尤其清代的校勘、训诂，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校勘方面,自刘向的校雠,王逸的正误之后，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出现过专著。宋代洪兴祖始撰《楚辞考异》一书。此书所参校的,上至“古本”、“唐本”,下至当时诸名家校本,尽行收录,考其异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洪兴祖所参校的,有苏轼至洪炎以下校本十四、五家。又有欧阳修、孙觉、姚廷辉诸家本。尤其可贵的是，现已佚失的南唐王勉《楚辞释文》，在洪兴祖《考异》中被引用70余条，其中异文最多，足资考证。《楚辞考异》一书原为单行，后人将它分窜于洪氏的《楚辞补注》中，单行本已失传。清末的刘师培,又于古本《楚辞》之外，参以诸书所引,撰《楚辞考异》17卷，为研究《楚辞》者所必读。
训诂方面，洪兴祖《楚辞补注》，是为了补王逸注的不足。实则既有补缺,也有纠误。明训诂，考名物,援引赅博，取证详审，颇为学术界所推重。至于清代戴震《屈原赋注》，则以精审谨严见称。又朱骏声《离骚赋补注》,亦颇精于训诂。但戴书以训诂明大义见长,朱书则重训诂并及语例,各有特点。至于清儒的零笺散札,也有很精当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馀编·楚辞》、俞樾的《俞楼杂纂·读楚辞》等，在训诂名物上发前人所未发。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此外，如马其昶的《屈赋微》，对前人注解，采撷极广，又能抒以己见，为清代研治《楚辞》的后劲。
屈原作品有文内之意,又有言外之旨。历代学者,在探索上曾下过不少工夫，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王逸《楚辞章句》，除训诂名物外，微言大义，亦时有解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训诂名物补充较多，而微言大义方面，则发挥不足，所以朱熹撰《楚辞集注》，对屈原作品不仅释其词，而且发其微。在这方面，他确实提出了不少创见，但也有不少迂曲附会之处。明人通释大义之作颇多，却往往陷于空疏。即使一些较有价值的注本，亦不免此病。如黄文焕《楚辞听直》8卷,对屈赋作时作地多有考订，颇有创见。但此书所述义理，也多以己意为转移。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略于训诂而详于阐义，其成就与朱熹相近。
音韵方面，由前一时期以便于吟咏为目的的音读派，逐渐发展为这一时期科学的古韵学。本来道骞以楚方音求屈原作品的叶韵,其态度是可取的,但其末流竟泛滥无归，如朱熹注《楚辞》，随句改读，“一字数叶”。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出，始主张“发明古音，以见叶音之说谬也”（《屈宋古音义·凡例》）。清代古韵学大盛，其中以江有诰的《楚辞韵读》较精，他分屈宋韵部为21部，跟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的分部之说最相近。江氏的结论，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评论方面，向无专著，汉魏以来多以单编散简出现，所以这一时期的辑录之书渐多。首先是宋黄伯思的《翼骚》,上自《史记·屈原列传》,下至宋代陈说之《序》，录为1卷,其书已佚。明代归有光的《玉虚子》、《鹿溪子》各一卷，也以辑录诸家评语为特色。蒋之翘的《七十二家评楚辞》，搜罗更广。但其中明人多以评点时文的手法来评说,可取的较少。清刘熙载《艺概》卷三《赋概》述及楚辞,虽篇幅不多,而语能扼要，意多中肯，不失为文论方面的佳作。
史实考证,盛于清代,但对屈原生平的考证，多散见于专著之中。在这方面，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很有代表性。书中首先据《屈原列传》、《楚世家》，详考事迹经历；其次依屈原作品涉及的地点来探究放流涉足的远近，并对屈辞的写作时地有所论列。虽有附会之处，但翔实的居多。此外如邹汉勋的《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陈□的《屈子生卒年月考》，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五四”以后 “五四”以后，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楚辞》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除了继承清代朴学在考证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而外，更重要的收获，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屈原及其诗篇作出新的评价。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闻一多《楚辞校补》、《楚辞新义》，游国恩《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以及他所主编的《楚辞注疏长编》（已出《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刘永济《屈赋通笺》、《笺屈余义》等。
总之,两千多年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楚辞》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仍有不少的遗留问题，有待进一步去作钻研。例如：由于年代久远所造成的文字语言上的障碍，还没有完全清除；当时流行于南楚的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真相还很模糊；作品写作的时、地问题，还有争论；某些篇章的真伪问题，认识还不统一，等等，而在楚辞的文学评价问题上，更需要作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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