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声如何得来，这是作者自己控制不住的，因为作品的传播，有社会之需，更有手握“议程设置”——传播学名家拉斯韦尔、施拉姆等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对了解信息控制与传播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重权的掌控者如毛泽东的深度参与有关。这正如钱钟书的调侃：“所谓名声不过就是误会的总和。”
鲁迅的杂文都是随感性质的东西，并没有太深的讲究。尤其是他并没有较好的政治学常识，在公共议论中缺少清明理性，特别是争胜好斗的习性，使得他骂功大放异彩。其间的仇恨教育和怨毒之辞，很容易把把情感与智商正处于发育期的学生，培养成了一个大多丧失理智，不能正常讨论公共问题的谩骂者。
这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许多人没有见识，大陆曾引进台湾学者陈奎憙、张建成审订，谭光鼐、王丽云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版)，将世界级的教育社会学家几乎说了个遍，但几乎很少涉及教材在教育社会学里应有的分量。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所处之时代，教材对学校对社会的影响，还没有引致足够的重视，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工业化引起的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还远没有到今天这般疯狂。
越到后来，教育越追求规模化效应，讲究一种投入与产出的速成，成为国家至上教育观，以及商业与人力资本全球化对人才需求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民主国家教材编写充分竞争，有时根本就没有教材，但他们的老师能做到在价值观与情感、知识上充分地施展自己的能力，而不受干扰。但对于封闭社会的教育，教材所造成的诸多社会影响之大，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但问题是，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作为影响学校和社会最重要的媒介，不仅没有引起社会学家的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引致传播学者的深透观察。一篇课文被重复选用，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信息，选它的目的何在?学生能有兴趣地接受否?讲解者有何种能发挥的余地?如果按规定死了的“教学参考”来做，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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