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难倒了教科书(2)

　　教育哲学的改变，我们选按下不表。教材编写一旦自由竞争，谁的作品真能带来美的享受、知识的增益、思想的深度、心理上的帮助与成长，便不只能由教材编写者说了算。一九四九年后大陆的教材编写者，只不过是庞大利益分肥者的一员，像我这样对教材比较有研究的人，都不知这些编写者有何等事功——是否教育有能，写作有得，心理有感的人在编写——更何况万千与教育有关却对教材不甚了解的学生与家长呢?

　　如果教材的编写和选择、讲解，由一线教师做决定，加上家长委员会这样自助性组织的权衡，我想在教材编写、出版、发行、使用上的制衡上一定是会起点作用的。

　　但或许有人会讲，如果教材百花齐放，深度竞争，那是不是对高考不利呢?那当然相应地要改变全国统一高考的模式——改为各高校自行招考，使得高校竞争成为可能，民营资本真正有可进入之期。

　　有人会说这样太腐朽，难道现在的高度垄断没有腐朽?请参见我两篇几年前乃至十年前论《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的文章——我并不主张取消高考，而是主张取消全国统一的高考，使高考的资源配置达到一定的优化。同时舒解学生一考定终身的巨大焦虑，一年可多考几次，单是使学生自杀率有所降低便是功德无量的事，何况还有教育上的其它增益?再者，客观题僵死一般的具有统一答案的题，所占的比例应该大幅削减，使得教材的充分竞争成为可能，这一点已经由民国时期的教育成就得以证明。

　　鲁迅的名声被传播得很广远，如果我们做点像样子的实证研究的话，其实他名声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他真正值得重视的小说《呐喊》《徬徨》，散文集《野草》，更不来自其学术作品《中国小说史略》，而是来自他后期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