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
本文的中心论点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就带出,“学者必有师”。托古言事,更增加了立论的力度。接着,对“师”的职责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简短的概括,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传道、受业、解惑三者当中,传道是核心。所谓“道”,就是儒家的思想。在佛、老盛行的唐代,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明道”,表现出反映社会现实的积极进取精神。如果说“传道”是目的,那么“受业”就是手段。“业”是指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在“受业”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疑问,所以老师最具体的任务就是“解惑”,而韩愈也正是从这方面申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一有力的论辩,解决了“从师”的问题,已不容置疑。然后,将讨论的焦点引到择师的态度和标准上来,推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这一观点直接指向了士大夫阶层的门第观念,具有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和辩证思想。
第二段,批判“士大夫之族”的“耻学于师”。
如前所述,本文有复杂的写作背景,并不是一时的即兴之作。经过前面一段的理性陈述,涌动在作者心中的“不平之气”终于一吐为快。第二段以感叹发端,携着批判的锋芒,如暴风骤雨,涤荡乾坤,令人耳目一新。“师道”唯其失传“久矣”,则今日扭转世风更难。作者运用了三组对比,将论述的重点转移到批判现实中来。先以“古之圣人”比照“今之众人”,得出了“圣益圣,愚益愚”的结论;再以择师教子和自身“耻师焉”作对比,得出了“小学而大遗”的结论;最后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士大夫之族”的学习态度进行对比,揭示了尊卑贵贱和智力高下成反比的奇怪现象,发人深思。
第三段,援引圣人从师的态度,进一步阐述师道、师生关系。
这一段的开头语气又归于和缓、理智,在平易中道出“圣人无常师”的事实。虽然论述文字很少,但十分有力。无论是举实事,还是引言谈,都能令人心服。最后,作者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作结,既是对前面有关从师学习态度的申述,也是对师生关系、师道关系的新的概括。这一思想表现了一种动态观,用相对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师生关系,将老师和学生之间那条人为的固定的界限取消了,并对自古以来“师道尊严”的传统提出了挑战。这种闪光的思想,被后世许多教育家引申发挥,对教育理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在当时,却遭到士大夫阶层的鄙视和痛恨,也不为一般人所理解。
第四段,说明写作缘起。
从表面上看,《师说》是为了鼓励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学“古文”而作的,也许还包含了一点自鸣得意的意思(因为李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触动韩愈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或者干脆说是一个借口。全文论证严密,说理透辟,是一篇深思熟虑的作品,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对师生之间的往来赠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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