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李商隐咏物诗之比较

　　导语：咏物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王国中的一支奇葩，它发端于屈原的《橘颂》，至唐代李商隐，在题材的发掘与深化方面、创作手法的个性化方面、诗歌意象的选取和寄寓方面，更是代表了咏物诗发展的新境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l两者之间有何区别及其联系?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诗歌创作可谓源远流长，而咏物诗更是五彩斑斓的诗歌王国中的一束奇葩。它滥觞于《诗经》，历经几千年，一直为诗人墨客所珍爱和重视。无论是诗歌的数量上，还是描摹物态的细致入微上，抑或是传神造境的兴寄手法上，都可说是蔚为大观。这其中，屈原的《橘颂》可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篇完整而臻于成熟的咏物诗，而唐代李商隐的诗作，更是代表着咏物诗的纵深发展。这两位诗人在咏物诗的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点，诸如语言的华美纷呈、想像的瑰丽雄奇、善用象征和神话等;而后者在题材的发掘与深化方面、创作手法的个性化方面、诗歌意象的选取和寄寓方面，更是成就斐然，其兴寄之独特、意象之浑成则更胜一筹。这些不同之处，我们可以通过他与屈原这类诗歌的比较看出。

　　诚如沈祥龙所说，“咏物之什，在借物以寓性情。”即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反映自己的某种情绪情感，传达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悟，所谓“寄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也。屈原在这类诗歌中，寄寓的主要是他对纯正中直人格的自信自持，对楚国的诚挚热爱，对昌明政治蓝图的设计与追求。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美政”理想而奔走呼告，极其努力地在战国末期风云变幻的楚国政局中寻求一方可以施展自己才华与抱负的平台，然而终归壮志难酬，抱恨终身。可以说，忠贞不贰、爱国忧民是屈原政治理想的内核，也是其诗歌的精神所在。但在当时，楚国的社会现实是“变黑以为白兮，倒上以为下”(《怀沙》)，诗人的崇高理想根本无从实现，只能寄寓于诗作，以诉说自己理想破灭之后的悲哀、愤懑和难以释怀的苦痛。正如《诗经》所言，“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在他的《离骚》、《橘颂》等诗篇中，诗人多次表达了自己“梼木兰以矫蕙兮，凿申椒以为粮;播江蓠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橘颂》)，与恶势力作不屈不挠斗争的高洁志向，这都是围绕其爱国思想这一根本而阐发的。可以说，屈原的这种“志”，正是中国几千年来仁人志士所孜孜以求的共同品质。伴随着这种积极昂扬、不折不挠的理想，是流淌在诗人血脉中的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与悲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