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地位的学术大家。他有一种知者甚少的自我调节方式，那就是收藏，欣赏自己的藏品。
季羡林先生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决定了他的收藏起点较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的作品，其余的都不及相顾。季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5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他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
收藏下限既然定在齐白石作品，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我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看，居然是两张各高10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是张大千的，一张是姚茫父的!我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对我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度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
说起来这件藏品，其中还有—段故事。这是一件久已闻名收藏界的奇迹，过去价格高昂，一直深藏不露，有幸一亲芳泽者，自然极少。解放初期，掀起一场“说老实话运动”，工商业，特别是文物古玩行业，尤受席卷。《御书颂》的主人就站出来“自动坦白”，说这幅作品是钩填的赝品。于是这位原藏者就成了“说真话”的“模范标兵”。这样一来，这幅作品就乏人过问了。季羡林先生仔细研究了曾经入藏清宫、乾隆也为之题跋的《御书颂》，发觉在“真话”背后有太多的疑点，于是，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巨价的500元，将之买下。季羡林先生断然高价购买《御书颂》的举动，在当时的书画业界被传诵为“善举”。名家作品也就从深藏中纷至沓来。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季羡林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
今天已经是价格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季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练大字，季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这部分文玩曾经遇过一场“失窃门”。某一天，小偷由底楼阳台闯入，撬开了季羡林先生书桌抽屉。里面就满是名家所刻的田黄、田白、芙蓉。还好，这个小偷断乎不是一位“雅盗”，只拿了一把电动剃刀、一把瑞士军刀，就扬长而去了。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了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季羡林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先生个人的幸事，可是，难道不也同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幸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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