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是现代作家朱自清于1925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1917年，作者的祖母去世，父亲任徐州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差事也交卸了。办完丧事，父子同到南京，父亲送作者上火车北去，那年作者20岁。
重读《背影》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活动中，《背影》的意义得到了多种解读，呈现出越来越丰富、多元的局面。把这些解读加以概括，会发现以下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可以概括为“真情说”，认为《背影》主要是写父子之间的互相关爱，一方面是父亲关怀儿子，另一方面是儿子关心父亲。此种解读的主要证据在于买橘子的情节。父亲在路途不便、身体不力的情况下仍要坚持给远行的儿子买水果，儿子被父亲艰难而温馨的举动感动落泪。父子情深由此可见。中学老师大多对此种观点很认同，除了因为它明白易懂之外，还在于可以利用这种真情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
第二种，可以概括为“和解说”。钱理群先生指出，《背影》的写作建立在父子感情隔膜的基础之上，朱自清写作的动机出于父子感情的“和解”，而非父子深情的自然流露。因此，钱理群先生认为，《背影》所写的仍是父子之情，“但又不是一般的父子之爱，而是在人世艰难的年代，父子间曾有过深刻的隔膜，而终于被天性的爱的力量所消解、融化之后，所显示出的父子之爱的伟大与永恒”(钱理群《“做”与“不做”之间——读<绿><背影><春>》，引自《解读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从理论层次审视这两种观点，我们还会发现，第一种观点的得出，是因为读者特别看重文中所讲的故事——父亲给儿子买橘子;第二种意义的得出，在于读者对作者生活和心理的深刻体验。也就是说，前者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解读文本，后者则从作者的角度来阐释文本，两者都是文本解读的常用方法，读出的意义虽有差异，但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值得思考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没有把文本放置在解读的中心，也就是说，没有从文本自身出发去解读文本的意义。
首先，来看文本的开头和结尾。作者以奔丧开篇：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以父亲来信说自己大去之期不远矣结束：
“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死亡。按照一般的写作习惯，开篇是点题，结尾是深化主题，我们似乎可以说此文的主要意义是死亡或者至少是与死亡有关。但是，就此完成《背影》的解读显然非常草率，因为我们还没有触及文章的核心意象——背影。
其次，我们来看作者在文中着力塑造的核心意象——背影。为了与第一种解读的方式相区分，我们换一种提问的方式：为什么作者选取父亲的背影作为感情的符号，而不去观照父亲的正面?
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之中，可能会得到多种答案。有人会从审美的层面出发，认为写背影而不写正面，会使文章显得清新而别致。但想要写得新鲜和特别，有很多侧面可抓，如白发、眼神等，不一定非要选择背影。有人会从阅读的角度回答，认为写背影能够更好地表达文章的主题。文章是何主题暂且不论，就从理论的层面来讲，一个形象能够表征何种意义，此种关系并非固定，因此，认为背影一定和某种意义如父子情感挂钩，这种预设过于僵硬。
作者之所以选择父亲的背影而不是正面的主要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当时作者只看到了父亲的背影。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而不是正面呢?答案就是当一个转身离开的时候，也就是说，背影意味着一个人转身离去，此文也不例外，背影应该与离别有关。再看文章写到的三次背影，前两次是实写，第三次是虚写。第一次写到背影是父亲费劲地为已经成年的儿子买橘子，儿子被父爱深深触动，情不自禁泪水满眼。第二次是与父亲站台告别后，父亲的背影被人流淹没，儿子离愁黯然，伤神泪流。第三次虚写背影，被父亲信中的哀情所感，回忆往日，伤怀懊恼。由于作者高超的写作驾驭能力，写到三次背影的同时还有三次泪水，所以很多读者都会在感动之中不加细分，认为这三次泪水可以汇聚一处，那就是父爱。如果只是父爱的话，作者写第一次即可，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可省略。细读之下可以发现，第二、三次的背影均是离别，如果第二次是生离的话，第三次很显然，作者说的是死别。可以说，朱自清先生给我们的是一个生离死别的背影。
回到文本细读，就能更进一步读出背影的深层内涵。文章本身写的就是一场离别，所以，在文章开头之后不久，作者就要和父亲分别北上，父亲执意要送，而“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在父亲的再三坚持下，我只好让父亲送，但是又对父亲讨价时的笨拙话语和托茶房时的.旧派做法不满，觉得父亲太迂腐。这两段叙述是蕴含深意的，作者说出自己的年龄以及来往北京的次数，不仅表明了自己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更是暗示了一种青春期想要摆脱亲人束缚的叛逆感，表现出“我”对离别的漠视。对父亲“迂”的嘲笑，一是表明一种年轻人的超脱，同时，也显示出青春年少时对亲情的忽视。所以，“我说道，‘爸爸，你走吧’”。当时的“我”，就像甩掉麻烦一样，想让爸爸赶快离开。为此，多年后，作者说：“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作者多年以后的懊悔，不仅为下文写背影做了铺垫，而且，也为背影定下感情的基调——背影就是一段抓不住的时光，一个留不住的生命。背影不仅是父亲的符号，还具备了丰厚的隐喻意义。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拿朱先生的《背影》和当代文学写背影的名篇进行类比，能够更好地阐释背影这一意象的独特韵味。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之中写到过母亲的背影。由于他经常坐着轮椅到地坛散心忘了回家，母亲就到园子里找他。作者在文中痛悔地说：“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这种痛悔和朱自清的“太聪明”的感叹实则如出一辙。我们与其把作者对背影的描绘视为父子或母子感情的符号，倒不如说这是作者在表达某种成长期的感悟。把背影与生命感悟联系在一起的最近的名篇，是被誉为“二十一世纪背影”的龙应台的《目送》，这篇文章直接把人生一程比喻为一场场月送亲人背影的离别。
回到《背影》，我们发现，朱先生对自己这段生活往事的叙写，既有着青春期的反叛，也有着中年期之后和父母的疏远。实际上，文中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不管是地理的距离还是心理的距离，直到死亡来临。作者不仅是在述说一种亲情，也是在诠释生命和死亡的意义，看父亲的背影离去就是在目送生命离开。
一个文本的开头和结尾，不仅仅是文章的开始和结束，而且是文本意义有机的组成部分。和文学相比，生活是没有始终的，文本的开头是生活的结尾，文章的结尾是生活的开头。背影作为文章的核心意象多次出现，它不是追问意义的终点，而是起点，读者不能在解读完“背影”意象的意义之后就停下来，一定要反思作者为什么写背影而不写正面。不仅要明白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而且还要明白作者为什么不那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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