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本末散文

　　清晨，露水未干，雾未散，鸟鸣阵阵。我坐在十三楼的阳台上，随着摇椅晃动，望望天空，望望盆栽，望望自己。忽然看见墙角的杂物堆里冒出几片绿叶，我好奇地搬开杂物，看见一条被遗忘的红薯躺在地板上，这些绿叶正是它长出来的。望着这几片红薯叶，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让我想起小时候种红薯的情景。

　　那时，常常踩在泥里插秧，坐在泥里听故事，躺在泥上睡觉。我活得像一根稻草，像一只螳螂，像一只柑橘。而我的皮肤很白，远看像一朵白云，近看像一只萝卜。说来说去，我还是最像一条红薯，因为我跟红薯熟络得如亲人，并很喜欢吃红薯。不否认，我的灵魂充满红薯的气息。

　　乡村里，几乎家家种红薯，母亲也种红薯。总有那么几分地，从春天到夏天，种着红薯。

　　春天，母亲挑一个和暖的早晨栽植红薯苗，一条条红薯苗，一半栽进泥土里，一半露天，向土生根，向天发芽。红薯苗努力地吸收泥土的营养，十天左右就形成根系，发出新叶。主蔓不断蔓延、分枝，叶子不断增多，根系生出多条小薯。新老叶交替更新，小薯越来越大。红薯整个生长过程都是深藏不露面，但人们几乎可以用叶的长势来判断红薯的长势，叶有多么茂盛，红薯就有多么蓬勃。当叶子覆盖着整块地时，很好看。那些藤蔓，弯弯曲曲，带着叶子，随心而长，绿油油的一片，使人对泥土下的红薯充满希望。

　　泥土下的红薯，像极了乡村的土孩子，朴素，纯真，不问世事，不争繁华，一脑门儿疯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乡下人喜欢用“薯头薯脑”来形容不谙世事的孩子。“薯”是一个极为亲切的字眼，我是巴不得别人称我为“薯头”的。乡村纯朴，泥土纯朴，我们天生就是纯朴的。我和红薯都深深地接近了泥土，懂得生存的根本。

　　夏天来时，茎叶开始衰退，薯块变得肥大。我跟着母亲挖红薯，母亲以茎蔓的位置判断红薯的位置，用锄头轻轻掘开泥土，生怕一不小心伤了红薯，当看见一点红薯的眉目，母亲就用手大力一拔，几条红薯脱土而出。我蹲在泥地上，用小手拨开红薯身上的泥，装在箩筐里，然后搬到河沟边，洗干净。初出土的红薯好看极了，皮色粉粉的，身上带着泥土的味道，像初生婴儿身上带着奶味儿般诱人。洗红薯的时候，嘴馋得很，看那条薯长得最漂亮，就往嘴里送，生鲜红薯清甜爽口，让人回味无穷。

　　家里的红薯，猪儿吃得最多。母亲把猪儿当孩子养，有空就煲一大锅红薯，红薯煲熟后，随手抓几条丢给我和弟弟妹妹，剩下的全部倒进猪槽里。那一刻，我总是在心里嘀咕，认为母亲偏心于猪儿。猪儿吃红薯的样子十分享受，边吃边摆尾巴，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比吃谷糠时的声音响亮多了，红薯肯定比谷糠细腻多了、精致多了。

　　那时，常在火堆里烤红薯。傍晚时分，村民收起晒谷场上的谷，将那些稻谷壳和脱了谷的穗儿堆成一堆，点燃。孩子们见烟起，纷纷从家中捧出红薯，丢进火堆里。一群孩子，围着火堆，等待自己的红薯烤熟，时不时用竹条撩开火堆，看看红薯熟了没有，见红薯皮烤焦了，就马上挑出来，在地上凉一会儿，然后剥开皮，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晒谷场上蒸发着热气，风儿吹着烟雾，大地倾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村庄渐渐安静下来，夜色和谐，火灭了，满地的红薯皮睡了，鸟儿睡了，草木睡了，红薯的香气飘进孩子们的梦乡……

　　红薯天生淡甜，配上蔗糖煲出的红薯糖水，便甜得淋漓尽致。将红薯切成一粒粒，放入水中，加入几片姜，煲至红薯松软出粉，再加入蔗糖，煲至蔗糖融化。红薯的香气与蔗糖的甜味及姜的微辣融合在一起，成为极品。据说，这样的极品可以生津、止渴、补中、和气、暖胃。

　　那时家里长年有红薯干，每年夏天，母亲趁着阳光充足，把部分红薯煮熟，切成一片片，铺在簸箕上，放在阳台上晒。红薯吸收了阳光之后，身上散发出一种浅香，闻之醉，食之甘。我最爱红薯晒至半干的状态，软硬适中，咬起来不费劲。

　　后来，母亲说红薯贱，卖不起价钱，从此不种红薯，想吃时就去市场买几斤回来。人真是缺啥想啥，家里没有红薯时，越发想吃红薯。幸好，邻巷的明月家一直种红薯，无论何时去她家，都能看见她家木床底下有一堆红薯，我总是不客气，想吃时就叫明月给我一条。我和明月打纸牌时，嘴里吃着红薯。我和明月坐在天井做作业时，嘴里吃着红薯。我和明月捉迷藏时，嘴里吃着红薯。红薯，成了我和明月之间最深的记忆、最浓的情。如果说红薯是贱物，那我的嘴也足够贱的了。

　　离开乡村，走进城市读书。我吃红薯少了，也几乎不与人提起红薯。

　　当我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商人，真正地体会到两种生活本质上的不同。

　　我发现，做农民比做商人快乐。农民的人际关系是简单的，种植任何一种食物都无需讨好人。农民在与自然打交道的时光中懂得：日月运行，四时相继，风雨平常，春播，秋收，冬藏等规律。农民懂得一场雨的含义和一只青蛙在诉说什么。人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包容自然，感恩自然，在自然中建立信仰，创造幸福。而商人的生活是复杂的，每天都要跟不同的人谈生意之道。大多数人做生意，以同样的产品获得最高的利润为最高目标，每天想尽办法把产品卖出去，喊着各种夸张的口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承认我是一个清醒而痛苦的商人，我没有那么多的诡计，所以我挣钱很慢，也很少。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本”“末”之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要有生产。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古代很多哲学、文学、艺术都来源于农业。农民质朴，老实，天真。而商人狡猾、诡计多。所以在生活方式上，自古认为农民比商人高尚。

　　在现代化社会，农民地位低下，商人反而威风凛凛。长期以来，人类不疼惜人类，生产商破坏食物的本质，直到癌症威胁着整个社会，红薯善良质朴的本质终于被重视，提上防癌食品列内。我们要相信，农业永远是国家的本，只有做好根本的事，才能保住生命。

　　如果从商是我的不归路，但愿我体内的红薯气息历久不散，在风云骤变的商海中，不失为人之本。

　　人生的本，从红薯说起，每一次播种，每一次收获，每一滴雨露，每一缕阳光……都是根本的内容，没有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