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缰利锁，放眼古今，几人能得自由？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其理安在？子曰：“食色，性也。”此乃古往今来第一等大实话、大真话，是社会学的第一原理。推而广之，世上鲜见不好名利者；名利，性也。
既是人性使然，求名求利就不应苛责。有志于当个政治家、科学家、资本家等等无可厚非。关键在于途径之正邪。君子惜名爱财，取之有道；而欺世以盗名，巧取豪夺以取利之流，即便官高位显，也还是卑鄙小人。
利，惠之于私；名，惠之于众。故名贵于利。倘世上爱名之人多于爱利之人，社会必定趋向文明。
由此，世人分四类：（1）爱财而不惜名者；（2）名利兼好者；（3）爱名而不惜财者；（4）淡泊名利者。其间高下，一目了然。
世上逐利者众，逐名者鲜，其理安在？利为实，名为虚，况史册载不下万千之众，多数求名者实际目的还是取利。古往今来，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1）到（4），人数递减而且锐减。
第四类人已经超脱了名利；这类人又可细分为两小类，一类与世无争，做个世外逸民，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另一类则是为国家、为人民不计生死荣辱而奋斗的人，例如商鞅、屈原、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海瑞、林则徐等等，他们的名字光耀千秋万代。
利，可得自家传，名，绝无幸致。名利途中，世人千姿百态。但，小名无利，小利无名；惟大名大利，大利大名。将名求利，以利求名，腾达之途也。腾达之途不一，但离不开一个“官”字，做官，至少也要“傍”官，原因是资源掌握在官的手中。
官者，集名利于一身，故云：相逢尽道辞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而为官者，目的不尽相同。但头上一顶乌纱，并不能使人变得高尚，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绝大多数官吏都是逐利者。谓余不信，请翻开历史：以“变法”两字称之的事件只有三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商鞅变法，废除奴隶制，削夺士大夫特权，是社会的划时代的进步，秦国由此强大起来，并进而统一中国，但变法却遭到官僚士大夫的殊死的反抗，终将商鞅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百般阻扰破坏，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戊戌变法之际，中国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危急存亡之秋，官僚们何曾念及民族和人民？变法归于失败，谭嗣同等变法中坚被杀，国家陷入更深的苦难之中。除了三次变法，还有一些小变法，例如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新政，（注：新政之前按人头收税，即“丁”税，新政改为按所拥有的田亩多寡收税，）利于底层百姓，而不利于地主官绅，官僚文人竭力阻扰，雍正死后被戴上“暴君”之名。如此种种，无不证明历朝历代的官员逐利者是大多数。
超脱名利，不计荣辱生死，完全、彻底地为真理、为信仰、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的人永远是少数，这是因为，超脱名利实际上就是超脱人性，也就是对生命自身的否定。但却是对真理和/或信仰的皈依，这也正是他们伟大和/或崇高之所在。商鞅变法，废除奴隶制，剥夺奴隶主士大夫特权，做出划时代的伟业。以他的'超越时代的智慧，怎能不知必遭横死？支持他变法的秦孝公去世，他的死已成必然。知死而义无反顾，何等的勇气，何等的崇高！屈原，“哀民生之多艰”，追求美好的政治，“虽九死其犹未悔”，不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纹纹”，[注：察察，洁白也，]沉江自戕，得万世之祭祀。宋高宗和秦桧想控制岳飞，奈何岳飞不爱金钱美女；皇帝不采纳他的抗金主张，他丝毫不留恋高官厚禄，辞官回家种田。（按照统治者的权术，不能控制，就只有杀之。）岳飞“精忠报国”，一心“还我河山”，屡战屡胜，以致敌人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如此美誉，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够获得？《满江红》一词，千年之后仍然令人热血沸腾，其功业和崇高的精神成为千古楷模。
人民是最后的仲裁，自会识别真伪，自会将商鞅、屈原、岳飞等人的名字铭刻在历史的峰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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