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教科书外的鲁迅“画像”
在鲁迅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日夜躺着,无力读书写文的他有感于死亡的日益迫促,写了篇《死》。鲁迅到底是鲁迅,即便医生宣告了他“就要灭亡”,这篇关于死亡的文字,依然写得气势不凡。不过,这篇名为《死》的文字,之所以警策动人,也许恰恰是它吊诡地议论了生——鲁迅比谁都清楚死亡只是宣告了他肉身的灭亡,却启动了他声名的另一种新生。
就此,鲁迅,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沦落为他始料未及的且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个词汇。正如余华所言,鲁迅的命运即是从一个作家变为一个词汇,再从一个词汇变为一个作家。而鲁迅命运的转变,同时也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文化、文学的剧情变化。鲁迅,就像是“温度计”,忽高忽低的体温,鲜明见出整个社会的体温,是正常、感冒还是发烧。比起这种“鲜明”,鲁迅本身反倒变得晦暗不明。
除此之外,鲁迅又不时成为当代文化论战的试验常逝世70年,身后是非不止,争论不歇,即便再度谈论诸如鲁迅的文学创作、道德人格、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等老命题,也仍会生发出新问题,诸如革命与改良之争、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有论者指出,鲁迅早已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道统”。
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民众也越来越不满惯常的那个教科书里的鲁迅。他们要的是一个亲切有味的鲁迅。尤其近年,鲁迅被一再要求“还原”、“唤回”、“平视”,像是一件宝物,被双方不停地争来夺去。也在这过程中,鲁迅的面目庶几更清晰了些。
画家陈丹青自三年前“笑谈大先生”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就了七篇谈鲁迅的文字,好比是给教科书外的鲁迅画了七张简净风流的素描。在他那里,鲁迅并非一个词汇、概念或是什么说法,就是一个待在上海,抽烟,爱看电影,爱买书的作家。他喜欢的鲁迅,是“好看”的人,“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也是“好玩”的人,幽默、温情、体贴,最善于在每一行文字里自己玩;他赞叹“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于是鲁迅成就了上海,上海也成就了鲁迅;而鲁迅与胡适日后在此地彼地境遇之同异,“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对鲁迅的尊重,反致“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而《狂人日记》中鼎鼎有名的“吃人”和“救救孩子”的狂言,在提醒我们文学或可为历史的寓言与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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