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孤儿》读书笔记

　　1754年，伏尔泰依据法国传教士马约瑟翻译的元代纪君祥所作悲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五幕悲剧《中国孤儿》。1755年在巴黎公演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把事情的发生年代从中国的春秋时期拉到了宋元之交成吉思汗的年代。

　　今天，我们就看看这家专做二道生意的伏氏酒坊，酿的酒与原装的相比味道究竟如何。

　　伏尔泰

　　《中国孤儿》剧情的主线是这样的：

　　成吉思汗早年流浪到宋朝，爱上一个叫伊达美的中原女子，并向她求婚。可是出于传统礼教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以及铁木真当时落魄的身份，伊达美的父母不让女儿和铁木真交往，铁木真郁郁而走。伊达美后来嫁给一个叫臧悌的中国官员。

　　五年后，成吉思汗的大军席卷亚欧，摇撼宋廷，攻入中国京城，灭了皇室，只有一个小皇子因收养于臧悌家中而幸免于难。中国皇帝临终前托付臧悌保住这个“孤儿”。不多久，成吉思汗的将领窝阔塔得知这一消息，率兵包围了臧悌家，打算搜出皇室遗孤。

　　无奈之下，臧悌决定送上自己的儿子来代替皇子，并坚定地承认这个孩子就是皇室的遗孤，同时暗地里派手下艾丹护送皇子逃到安全之地。然而，他们的计谋被伊达美识破了，出于做母亲的天性和普天下人人平等的意识，她不认为自己儿子的命不如皇子的命，因此坚决不肯交出儿子，并且坚持认定被抓的孩子不是皇子。

　　窝阔塔无奈，只好让成吉思汗来处置。

　　成吉思汗一方面让人彻查此事，一方面向窝阔塔倾诉衷肠。说他如何早年在此间曾遇上一个丁香花一样芬芳的姑娘，如何对她恋恋不忘。

　　当士兵终于要杀孤儿的时候，伊达美跑来找成吉思汗评理，把事情的真相和盘托出后，她也承认，当初确也曾倾心于铁木真，只是碍于礼教无法结合。但嫁给臧悌后，她一心只爱着丈夫，不会再对任何人有想法。

　　成吉思汗一看到早年的恋人，兴奋异常，整个心都化掉了。声称只要臧悌交出真的皇子，就放了他们。可是，臧悌宁死不从，伊达美也一心向夫，甘愿和丈夫一起死。

　　成吉思汗怒了，打算一块杀了他们。可是看到伊达美时又心软了。于是，他劝伊达美和丈夫离婚，然后嫁给他，就不再追究皇子下落。而臧悌本着忠于宋朝的精神，也劝伊达美从了铁木真，然后自己去死，只要伊达美把皇子抚养好就行。可是伊达美坚决不同意。

　　最后，伊达美劝臧悌和她一起自杀，然后给成吉思汗留下一具冰冷的尸体。成吉思汗看到后，被他们夫妻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然后制止并赦免了他们，同时重用臧悌做高官，辅佐自己以仁义治天下，成吉思汗最终从一个暴君变成了贤明之君。

　　简要讲过剧情后，不妨对比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来分析下《中国孤儿》。

　　首先，剧本开头伏尔泰有意模仿了纪君祥“搜孤——换孤”的基本情节，但其中的关键性节点“换孤”，在伏尔泰这里遭到了否决。作为启蒙思想家中的领军人物，他把“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借伊达美之口说了出来：“不，我不懂那一套骇人的忠肝义胆”，“唉，有什么贵和贱，又有什么主和臣”，“天生来大家平等，倒了运大家相同。”从而直接批判了《赵氏孤儿》中把自己儿子代替赵氏孤儿的行忠报义的精神。

　　其次，《赵氏孤儿》中浓咧的复仇意志，在伏剧中逐渐地淡化，最终被“证明着理性和天才对盲目和野蛮的暴力所具有的天然优越性”（伏尔泰该剧《献词》），也就是文明对蒙昧和野蛮的征服所代替。成吉思汗最终被道德感化，这道德也就是臧悌伊达美夫妇所代表的“父权、夫妇的和谐、妇人的贞烈、正义和名节”，以及他们的君王“以德临民、以德为先”，扩而大之，就是伏尔泰所认为的“中国精神”。

　　再次，成吉思汗之所以从暴君转化为贤君，他对伊达美的爱情起了极大的作用。《赵氏孤儿》中程婴没有妻子，屠岸贾没有爱情，但在伏剧中，俨然出现了一个“三角恋”。成吉思汗虽然地位极高、权势极大、手段极残忍，但却是个多情的种子，爱情的浪漫波涛竟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感化、软化。毫无疑问，这是伏尔泰作为法国人本身固有的浪漫情怀以及为迎合法国观众而做的聪明、纤巧的处理，因为法国人的性格是风流的，推崇爱情的，作为民族心理和时代风尚的烙印，本无可指摘，但是，这个处理并不显得高明。因为仅凭爱情就让其回心转意、仅凭臧悌夫妇的矢志不渝的感情就把国家战争的严酷局面扭转过来，就使统治者对敌国王室斩草除根的想法破灭，太不现实了，太不符合艺术真实了。亚里士多德说过，“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伏尔泰写的这种事可能发生吗？可能；可信吗？完全不可信。

　　另外，在戏剧结构上，作为继承高乃依和拉辛之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严格遵守“三一律”理论的创作要求，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集中到了二十四小时以内，把所有场景集中到一处，而且剧情也并不单一，主要就是加上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爱情”线索。结果，臧悌不惜牺牲自己、牺牲家庭救孤的高尚情感既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连爱情的主题也没有收到较好的效果，两头都不落实处，都难以服众。而《赵氏孤儿》则不存在这些弊端，情节直接跳过“二十年”也不让人觉得唐突。几十年后，古典主义所奉行的“三一律”这种过于呆板的戏剧创作观念才在一大批杰出的浪漫主义流派大师们的努力下彻底瓦解，其中一个人，写过《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他的名字叫雨果。

　　最后，在文学表达上，不得不承认，《中国孤儿》比《赵氏孤儿》要高出一筹。《赵氏孤儿》总的来说思想远超语言，它的语言表现力，不仅比中国古典的《牡丹亭》、《西厢记》、《桃花扇》相形见绌，即使比起《中国孤儿》也显得单调、松懈。《中国孤儿》则显得“组织绵密”、“细腻曲折”、“事事有交代，句句有照应，无一漏洞、无一懈笔”（范希衡《<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自序》）。

　　总的来说，《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都是伟大的戏剧作品，《赵氏孤儿》所体现的万死不辞的义侠精神、百折不回的复仇意志、义无反顾的反抗精神，都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高贵的民族精神。而《中国孤儿》体现的人皆平等的观念、温煦梦幻的人情，也是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们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直接导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发生。

　　伏尔泰不懈地为争得生活与精神的自由、正义和法律而呼唤。“他的声音，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纪君祥、汤显祖、孔尚任等人的声音，却没能在中国历史上掀起大的波澜，原因不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