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没说完温柔只剩离歌……”
歌声从那只滑落的耳机中透出，那个女孩默默地伏在那个巨大的树墩上。嘀嗒，一颗晶莹剔透的泪水，滑过白皙的脸庞，与年轮一同，一圈一圈，晕染开来……
我是一棵树，一颗东陶村的老杨树。站在这个小院中，八十年还是九十年，我记不太清了。但我记得，我看着那对夫妇搬到这里，以及，他们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的成长……
几十个春秋，无数个日夜，我看着那对夫妇从壮年成为老人，我看着他们的子女由孩童变为老人，看着他们的孙子从婴儿到青年，又看着这群孩子一个个离开这穷乡僻壤，带着他们的父母离开这偏远的农村，最后，又只剩下这夫妇二人，柴米油盐，过着如死水般宁静的日子，一天天，一年年……
一年中，也总有那么几天是热闹的，热闹的让我记忆深刻，特别是这十几年。每次那个粉嘟嘟的女娃娃，带着稚嫩而灿烂的笑脸，飞奔进这充斥着土腥气的院子里，我都不曾忘记。
那是2001年的隆冬，老夫妇的儿子孙子回来了，带着一个酣睡在厚厚的花襁褓中的小娃娃。大人的欢声笑语中，一阵阵响亮的啼哭声，让这个冬天有些不同。从那天起，那老妇戴上了顶针和老花镜，拿起了针线布剪，数着日子，凭借着经验和手掌，带着长辈的关爱，制出了一件件小衣服。那老夫，也带上了老花镜，拿出锥子楔子麻绳，凭借着记忆，刻出了一个又一个木雕。每当坐在我的树荫下，互相展示自己的心血，便会心一笑，他们坚信，那娃娃会喜欢。
那是2004年的春节，几近两年的分离，增添了相见时的欣喜。大年初一，当这对老夫妇听到那奶声奶气的“太爷爷、太奶奶，新年快乐”时，他们将两张红红的人民币，放进红红的红包里，塞在那个穿着红色花袄的小姑娘红红的手里，尽管他们并没有多少积蓄。看着那个可爱的女娃娃，在院中奔跑，在院中欢笑，在我脚旁的小沙堆上玩耍，老人笑了，风笑了，连同我也笑了。
从那时起，每当春节来临时，那对老夫妇会骑着他们的电动三轮车，赶到集市上，买些果子、奶糖、饮料、水果，盘好鸡蛋韭菜饺子馅，切好番茄并撒上白糖，然后静静地坐在我脚旁，等待着一双小手推开破旧的木门，然后呼喊一声“太爷爷！太奶奶！”
那是2007年的中秋，沉默许久的电话突然响起，打破了宁静，也惊醒了院中的我。
那老爷爷接通电话后，满脸欣喜，走到院内，大声地告诉老奶奶：“他们一会儿都回来啦！”欣喜之余，是手忙脚乱，用已不再灵活的手脚，做出了一桌儿孙们喜欢的佳肴。他们记得，儿子不吃肉，孙子喜欢炒鸡蛋，孙女不吃茄子，重孙女钟爱糖拌西红柿。老夫蹒跚地跨过门槛，走进昏暗的屋子，打开了绕在我矮枝上的灯泡。待院门被推开，四世同堂，围坐在我脚边的餐桌旁，与圆月共度佳节。
后来，儿孙们忙工作、忙学业，一年除了春节之外，似乎再也没有看见他们出现在这小院中。我所扎根的这一小片黄图上，依旧只有老夫妇二人。
那是2011年，腊月的最后几天。那天，天色阴沉，寒风刺骨，我看着这对老夫妇骑着电动三轮车离开，却没见带着年货的他们回来。我等了5天，等来的是黑色的灵棚和裹着孝衣的人，以及那个女娃娃，可她却再不是那般红润，而是惨白。
她哭了，就在我的脚庞，在这被哀乐声包围的黑夜中，嚎啕大哭，却没有引起丝毫注意。她哭那自以为是的孝顺，哭那些被她丢弃的木雕，哭那个她今日才知道的名字，那位老爷爷的名字——陶丙寅，哭那位她始终不知道名字的太奶奶……
灵车带走了那两口棺。又有人因为“风水”，砍走了我的上身，听说它被拉到了家具厂。那个女娃娃，哦不，是那个姑娘，静静地趴在我残体的表面，任由耳机中的嘶吼声穿出，她用手抚摸着我的残体，顺着我的年轮，一圈圈，一遍遍，不理会满脸的泪水。然后，她起身，跟着她的父母，走了……
而我，带着我的根和残体，在这静的可怕的小院中，慢慢腐烂。就像，那对老夫妇一样，慢慢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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