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拼音历史

　　现代汉语拼音体系所采用的字母符号与汉语具有异质性，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字符号体系，注音字母则仍然是汉字，既从内在属性上解决了现代性问题，又坚守了文化的民族性。

一从拟订到公布：经过拉丁化和民族化之争，展现于1958年

　　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拼音的研制是从讨论北京话的音位系统开始的，因为这是拟订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前提，否则什么音必须为之设计字母，什么音又无须为之配置字母，26个拉丁字母够不够用，字母不够又如何解决，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无从谈起。当时，报纸、杂志特别是一些语文性质的期刊所登载的许多文章就反映了这一热烈讨论的状况。这些文章都是围绕建立民族共同语与制订汉语拼音展开的，促使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高潮。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民国初年，制订中国第一个法定的拼音方案——国语注音字母的时候，在字母形式问题上曾发生过极其激烈的争论。

　　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字母方案，但是主要的争论可以归结为拉丁化拼音字母与民族形式字母之争，最后是采用了篆体楷化笔画简单的独体古汉字作为国语的注音字母。在汉语拼音运动兴起之初(1892)，中国人开始是从拉丁化字母入手拟订汉语拼音字母的，但后期民间创制的各种拼音方案，其字母形式已经转向以汉字笔画式为主，所以国语注音字母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民族形式的字母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不符合世界文字发展的主要趋向，不能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也不便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应用。所以国语注音字母公布并使用几年之后就掀起了一个拉丁化拼音运动，产生了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许多有名的拼音方案。建国之初，在汉语拼音的研制中拉丁化与民族化之争重又兴起，因为用民族形式字母组成的国语注音符号已通行了几十年，几千年的汉字情结在社会上根深蒂固，根据汉字创制新拼音字母的愿望在不少人心中一直是比较强烈的，甚至有些政府领导人也持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从1952年起文改会开始了以制订汉字笔画式拼音字母为主的研究工作。但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的研制实际上始终也没有停止过。而化了几年时间尝试制订的四种民族形式字母的拼音方案，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却受到了冷遇。代表们以不表态的方式(有礼貌的沉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1956年，在政府的决策下文改会放弃民族形式，全力以赴研制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拉丁化与民族化之争在当时是揪人心肺的，现在重提这段史实也未必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当初国语注音字母之所以在社会上在文化圈内得到认同，是因为它采用了笔画简单的独体古汉字，“有典有则，有本有源”，“宜于今而又不悖于古”。这种字母形式蕴积着汉字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民族形式的字母不是个人一旦一夕能设计创制出来的，只能在社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积累，自然形成。

　　在字母形式问题上的摇摆和争论结束之后，目标明确，扬帆直航。文改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拟订一个汉语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草案(初稿)。这个方案草案实际上是全国广大群众的集体创作，因为它是在总结了1950～1955年全国各地633人寄来的655个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制订的。文改会在拟订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中指出：方案草案“纵的方面，参考了300多年来的几十种主要的方案;横的方面，参考了解放以来全国各地同志们寄来的600多种草案，……(所以)也是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

　　方案草案一发表就展开了全国性的广泛讨论，报纸杂志特别是语文刊物发表了很多讨论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意见是，大多数人不喜欢专家设计的代表舌尖后音(zh/ch/sh)的3个新字母。邮电部的意见更是实在到让人无法反驳：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但中外设备不同，那也无法通电报。这样的汉语拼音只能在国内通行，无法走出国门。文改会在方案草案发表后的5个月中收到了包括海内外寄来的多达4002件来信，提出了修改补充的意见，甚至新的文字方案。经过对各种不同意见和不同方案反复讨论后，文改会发表了《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见》(1956/8)，指出：之所以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其原因就在于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方案提出了各自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有理由的，应该满足的。但是在一个方案内要同时实现各方面的要求，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更何况这些要求有些是互相冲突、彼此矛盾的。因此，只能权衡利弊轻重，通盘考虑。这一段话至今读来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90年代后对《汉语拼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种种不同的修改意见，周有光先生不得不一再重申：面对层出不穷各种互相矛盾的要求，拼音方案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方案是众多矛盾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无法满足某一方面的全部要求”。

　　文改会在指明众多不同意见产生的原因并综合各方面的建议之后，对方案草案做了修改，随同《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见》发表了两种修正方案：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与原草案相比，修正式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舍弃了3个新字母，直接采用与z/c/s整齐匹配的双字zh/ch/sh。一式和二式都保持了原草案不为舌面音单独配置字母的设计，一式用g/k/h变读，二式用j/ch/sh变读。两个修正式都维持了音节拼写系统中的隔音字母(j/w或y/w)，因为这是字字相连拼写词语时必不可少的。

　　方案草案(1956/2)、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1956/8)发表以后，当年10月国务院设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又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过举行座谈会、研讨会以及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经过反复磋商修正和审议，最后确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1957/10)。

　　这个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与前几个方案对照，有几点重大修改：(1)为舌面音声母分别配置了独立的字母j、q、x，不用变读法，全部声母都是专用字母;(2)用元音字母i兼表舌尖元音，避免另造新字母或使用加符字母;(3)在韵母表中以iou/uei/uen为基本式，显示四呼音韵理论框架，在零声母音节中韵头i/u分别改用隔音字母y/w以免字音发生混淆，在前拼声母时则使用简拼式-iu/-ui/-un，使音节拼式简短，书写简便;(4)韵母au/iau和ung/üng的拼写形式改为ao/iao和ong/iong，使字形醒目，易于区别;(5)采用隔音符号(’)为开口呼零声母音节起分隔音节(字音)的作用，隔音字母和隔音符号相配，可全面控制拼写系统中音节界线发生混淆之可能。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从1950年开始创议并拟订，总结了60多年历史经验，汇集了全国人民智慧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了!

　　至今，我除了能回忆起当初《方案》颁布实施时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外，也还能勾起对亲自参与制订的一些老一辈的语言学家，诸如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魏建功、王力、周有光等各位先生当时忙碌辛苦、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印象。当时汉语拼音委员会里热烈讨论、激烈争辩、拍桌子、动怒失态，投票发生6：6的僵持局面等等轶闻趣事，也都是从这些老先生嘴里听到的。他们有的是我许多课程的授业师，有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而周有光先生亲自来北大在大课堂讲授整整一学期“汉字改革”课程时的情景(1961年讲稿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汉字改革概论》)，也仍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