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对于《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意蕴显得尤为喜好。下文试图以辛弃疾词篇创作的时间先后顺序为线索,探讨其对于庄子笔下“大鹏”意蕴的继承与阐发。
一
辛弃疾不仅以其壮声英慨震动当时,而且也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别树一帜,流绪扬波于千秋词林。其词风满腔豪情,以如椽健笔,抚时感事,发风雷之音,抒磊落之怀,与当时很多南宋词人“为云痴月倦之词”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辛弃疾在深入到具体创作时,为了能够在有限的空间舒展出无限的意象,更是使用了丰富的典故,使其词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更上一阶。辛弃疾博学多闻,用典信手拈来,触处生春,经史子集无所不涉。他常在词作中托古讽今,借助历史人物与事件表现自己的苦闷和悲愤。他以文为词,常借典故发表议论,融典议为一体。他用典做到了形式多样,花样翻新,使人目不暇接,在现存的六百余首稼轩词中,几乎篇篇用典。
又据方勇先生《庄子学史》一书考证,在历代词家之中,创作中运用《庄子》典故当属而其中又以典出《逍遥辛弃疾最为广泛[1],游》《齐物论》《秋水》三篇居多。以邓广铭[2]《稼轩词编年笺注》为底本,笔者发现辛弃疾所用《逍遥游》中的典故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了大鹏这一形象之上。诚然,从单纯的庄子学角度看,辛弃疾所用《庄子》典故这一特色出现得并不突兀,因为在北宋时诸如吕惠卿、王雱、陈景元、李士表等已撰有专门的庄子学著作,而王安石和苏门文人集团又屡屡化用庄子典故,用来表达政见,发抒情感。但在词作方面,能够大量让《庄子》典故中的形象为己所用的还当属辛弃疾,而其中他最喜欢化用的则是庄子所塑造的大鹏形象。
根据《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中词作创作年代的排列可以发现,辛弃疾词中大鹏形象及其相关内容大都出现在了其处江淮两湖、带湖以及瓢泉之时。而这一特点的原因我们从词人的生活年谱中就可以一觅端倪。江淮两湖时的作品起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迄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在这十四年间,词人经历了多次由期望变为失望的过程,可谓是人生阅历最为丰富的十几年。这一时期内,辛弃疾笔下的“大鹏”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形态呢?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在词人所有现存可考编年词作中,首次用到大鹏形象的作品是《满江红》,其中直接化用的便是“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一句[3],在这里,辛弃疾并没有把大鹏形象整体搬入词篇,只是取其“翼”一点。“鹏翼”即有垂天之大,更何况鹏之大呢!作者以此来比喻自己的雄心壮志,表明其宏伟之志向可与天争高。而紧随其后的“笑人世,苍然无物”的词句,更是进一步借大鹏看待人类及万物的态度,表达了作者对自己不世之才的充分自信。辛弃疾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扭转当时中原被金人所占,而中土正宗的宋朝廷又偏安南方现况的国家栋梁。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据辛弃疾自己的记录,这一篇《满江红》是其在“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又《乾隆扬州志》卷二十八《人物门》载录:“史正志,字志道,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丞相陈康伯荐于朝,除枢密院编修……高宗视师江上,车驾驻于建康,言三国六朝形势与今日不同,要当无事则都钱塘,有事则幸建康。诏下议,从之。”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篇词当是辛弃疾刚刚“奉表南归”之时所作,而此时的辛弃疾也不过二十有三,正是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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