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给别人写过很多信,其中就有给云六大哥的。
大哥:年头寄信,想早收到……看看报纸,才知道今天廿九,是我进入五十八岁的生日,大致只有你和大姐还记得起这一天!这里无一个人在家,我就独自坐下来听悲多汶第九交响乐,倒好像真是为我做寿,声音那么欢乐而又清静!虽这么说,你可不用为我生活或身体担心,这里凡事都照常,都好。
我在故宫一天,历史博物馆一天,总有事情可作。今天在故宫陪了约卅个年青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虽累些,还是很好,因为知道对他们有益!这些年青学生多十分幸运,在参加十大建筑中陶瓷和丝绸、地毯设计工作。工作热情虽高,也画得相当好,可是面对现实,究竟不大好办。几年来,对遗产取得是个虚无态度,应当懂的多不知道,已懂的多是皮毛。万千种好花样多不会利用,直到需要时,才明白三四年学习白费了大堆日子。即再大胆敢想敢做,到现实工作上,才了解学得不扎实,卫星不好放!他们的先生早成习惯,却并不怎么着急,我却不免代为着急……我还记得三十多年前一个生日,也是在北京过的。天气极冷,只穿一件夹衫,黄昏中从宣武门内图书馆走出,到西单附近,在一个羊肉摊子前停下,看人吃羊杂碎,摊子边正有个带喇叭的留声机在唱《洋人大笑》。我一文不名,就那么听下去。极奇怪,即在这种困难情形下,也不觉得什么叫“难受”,只觉得存在是一种离奇情形,好处无人知道。眼看到许许多多坏蛋傻瓜,日子通过得满好,我却简直难以支持下去。但是,事实上我竟那么支持下来了,在谁也不易设想困难中坚持学习,首先战胜自己的无知……千百军阀伟人,财主议员,都已完事了,我居然还存在,真应了诗人所说“此身虽在堪惊”。更离奇处也许还是现在,又像是在一种孤独中存在。并家中人也似乎不怎么相熟。由于工作,接触面虽相当广,可像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我依旧并不难受,就那么无事忙工作下去,存在下去。忙的全是别人事情,学的又似乎永远不算是学问。打算的全是职务以外或职务以上的,以及明年后年才需要考虑到的。可是却永远不会把自己地位安排得稍好一些。正相反,许多行为都像是专找不利于己的“赔本生意”去做,结果自己倒常处于狼狈地位。比起熟人来,我真正是不会自处到了家!和过去学习写作一样,我总是呆头呆脑的干,毫不取巧弄乖,结果反不如有些人使三分气力用笔,七分气力社交,还到处逢源。可是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明年十月后,如许多事情还是走不通,研究工作也不能如应有的进行,体力又已不大济事,也许还是准备再作冯妇,来做个“职业作家”省事些。因为十年来做职员,一天上下班四次,得来回换车八次,每天大约即有二小时在车中挤去。
总是头昏昏的,黄昏过马路时,还得担心被车撞倒。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还会想得到。我大致学许多都有望学好,可是想学做个好职员,实在不容易。
诸事望放心,因为在工作上我总像是一个“永远乐观派”,这事作不对,就再换一门来重新学,重新作,一定要学好它,作出点成绩。但是在生活上,也许应当说,注定是个“永远败北者”才符合事实。老话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分定,想推开也不成”,所以即或相当羡慕人有搞头,要学可学不来!
或许笨也有笨的好处,过几年会各事不同一些,有较多自己可支配时间,能集中精力做点事,也不辜负党的希望。
北京今年冬天格外冷,入晚经常在零下十五度,房中炉火旺旺的,还不暖和。想起即在这种天气下,还经常有亿万人在寒风中赶工筑路、架桥、搞钢铁基地……个人觉得未免太渺小了。一定还得努一把力,来把工作做好。一切望放心!(二弟旧十一月廿九晚北京 - 1959年1月8日)
二
大哥:得近信,知道体力还好。怕冷事,过些日子当为问问熟人看,是否有什么药,如鹿茸卫生丸之类,有些效验没有。如好就为买些来。一近三月,我们已起始在准备“忙”,接受“忙”!因为新馆近二百幅历史故事问题画、塑,和外边兄弟馆同样画幅,都由我们提参考材料,有的是永远作不完的事情待作。近又调我参加科学院编辑历史图谱工作,约有五千个图片,将编成一千页,赶九月出版,许多器物简单说明工作,恐得参加,工作量也不轻。馆中还有许多对外供应资料工作,由保管部作,没人肯做,调我过保管部后,我也得揽一手。将来他们搞历史歌舞戏曲电影,都少不了博物馆一份工作。只要肯继续好事热心,真可作许多事!目前只希望身体能支持下去,不至于半途垮下才好。一到具体问题考验上,才明白知识真不够用,还应当好好努几年力,多看几万件文物,透熟千百种图录和文献,才能解决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目前说来,虽凡事都懂一点点,其实多皮毛知识,极不踏实,求融会贯通,可不容易。而且搞的工作,事实上牵涉范围也太广泛,即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懂得那么透彻仔细。所以明知是个“假里手”,也还是得充下去,作个过渡桥梁,希望能在一二年内为馆中搞个图片资料室,有三五十万文物照片,少壮一辈能用它作个基础,三五年中即可事事赶过我们。照道理说是办得到的,因为情形不同,年青一代机会实在太好。只是年青人若不拼命,怕也不大好办。因为有些搞研究工作的老一辈,搞了半生,就还是永远停顿到旧日玩古董情形下,提不高,令人奇怪。正如另外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见今天报载,有五千多人入党,中有思成等熟人,其中一定还有许多熟人。思成还写了篇文章,写得很好,在《北京日报》发表,你可看看。报上还载有个通知,从明天起,城里有轨电车一律停止驶行,暂由公共汽车代替。大致“五一”时,全北京城内即可完全改成无轨电车。让我记起初来北京第二年新修电车情形。东单那座“克林法碑”,欧战后改为“公理战胜”牌坊,即是这时移过中央公园的。“共产党”名称还刚在学生中说起。孙中山在北京市民口中还叫作“孙大炮”,以为专只会放大炮、说空话。国内还无“职业作家”,鲁迅也绝不可能靠写作生活,更想不到将来会有个“鲁迅博物馆”在白塔寺附近。我还常跟着游行队伍,散散传单,并不明白要“反帝”,但是又十分讨厌洋人。过不久,许多人都过武汉参加革命去了,我却变成了第一批职业作家。我也是真正在用力革自己的命。一晃卅多年,现在到了“五四”的四十周年时,却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写过什么作品。新作家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做作家方法和我们已完全不同。报纸广告上经常是《日出》、《雷雨》,《雷雨》又《日出》,以及《金山寺》、《空城计》、《济公传》……戏剧中似乎凡是已经存在的都可望依旧存在。我写的.东西,只因为是小说,却比我本身还不扎实,被时代淘汰了。真可说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一个人那么认真努力毫不懈怠工作廿年,竟无丝毫成绩可以留下。这几年只不过是随事学学又放下,倒像是由假成真,变成了“专家”。主观以为对国家最有用的,恰恰并无什么用处,比许多封建迷信还容易消灭;在一般职业上并不费事作的,反而成了晚稻,收成格外好。真应了古人旧诗,“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想来不免要笑笑,原来这事情是自古有之。在云南时,曾写了篇散文,提出些问题,竟和预言差不多。内中提起孩子们的将来,以为传奇故事在青春生命中已失去意义,代替而来的必然是实际的事业。现在他们果然都终日守在机器边,礼拜天也不过是头晚上赶回来看看母亲,听听音乐,一早又赶回工厂工作去了。真的已在参加祖国建设,把青春全投到工作上去了。我却似乎越来越幼稚无知,无从明白自己。不拘学什么,到相当时期,我都可有一定理解。
只是对自己,却总是缺少应有的理解,因此永远如飘飘荡荡似的,不生根,不落实。照例有大堆问题在脑子中转,可是没个机会好好写出来,大多数都浪费掉了,真可惜。一天似乎也永远是忙忙碌碌,却忙不出个所以然来。懂得万万千千好花朵,可和生产搭不上。……得通知,四月十六政协将和人大一起开会,三月十五即可各处视察。我是留下来坐镇办公室还是出去过西北看看敦煌、西安或成都、贵州、湖南,尚待决定。回家乡大致不可能。能过敦煌去找点材料回来,对公家也有益!(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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