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安石诗《元日》

　　引导语：《元日》，是北宋王安石诗，此诗描写春节除旧迎新的景象。一片爆竹声送走了旧的一年，饮着醇美的屠苏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家家门上的桃符都换成了新的，下面是这首诗的相关资讯，我们一起阅读学习吧。

　　《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今天是阳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明天是二〇〇九年的元旦了，但中国人过年的习俗仍停留在农历的春节。今天是农历的十二月初五日，转眼快到农历的岁末，〇九年农历的岁末除夕在一月二十五日，正旦是在二十六日，春节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特别是前二项习俗，迄今不衰。在这些习俗的背后，都有大量民间故事或传说作支撑，这些故事源远流长，它反映了民众对未来美好的期待。它在我们民族的俗文化中代代相传，长盛不衰。这种习俗得以传承的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那是由于家庭始终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细胞。

　　为什么要在除夕夜爆竹以除旧呢?记得南朝梁时宗亶在其所撰的《荆楚岁时记》中说： “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其注引《神异经》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噼啪有声，而山臊惊惮。”可见爆竹是为了驱邪。

　　为什么要旧桃换新符呢?为什么在桃木板上画人像呢?东汉时应劭在《风俗通义》云：“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与垒，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縎人，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縣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效前事也。”另外《括地图》亦称：“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荼、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所谓桃符，便是桃木制作木板，上画人像，也就是神荼与郁垒

　　这就是所谓桃人，借以捕捉不祥之鬼以食于虎，故古人把桃木看作仙木。《荆楚岁时记》便有‘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传说中桃者是五行中之精，能压服邪气，制百鬼。这些记载反映了百姓们在岁末年初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桃板上所画的神像，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在唐代中后期，门神就改画钟馗捉鬼图了。钟馗是唐初不第的进士，功名不就，触阶而死，天帝命他司捉鬼之事。据说玄宗曾梦见钟馗在宫中捉鬼啖食。醒后命吴道子画钟馗图，

　　与其梦中所见相同。玄宗曾把历年所绘的钟馗图赐群臣，如张说便有《谢赐钟馗画表》可见在唐代中后期钟馗像为门神已相沿成俗了，到了宋代末年，钟馗又被请进中堂，挂在中堂上了，门神又改换成秦叔宝与尉迟敬德了。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有病时，秦叔宝奏请与尉迟敬德戎服守卫门户。李世民果然一夜无扰，故太宗命画二人像挂在宫门左右，以驱邪除鬼。这一切反映了民间丰富的想象力。前不久曾在乡间，看到百姓把毛主席画像贴在家门的左右两侧，既求平安，又求财源。这个门神说到底就是群众心目中的保护神，选择什么人作为自己的门神以驱邪除鬼的保护神，这既有传统的影响，也有选择更替的自由，有一点可以肯定：群众不会选贪官污吏来作自己的保护神。当然贪官污吏也有他们的保护神，但是他们决不敢把他贴在大门上，因为那样做不露馅了吗?说实在的让毛泽东做门神，也委屈他了，至少应如钟馗那样升入中堂，如唐玄宗梦中那样，在宫中捉鬼啖食才有趣呢。所谓“新桃换旧符”也就是用新的门神像换下旧的门神像吧。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什么改朝换代之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过去有人这样说，那他的想象力也完全超乎常规了。

　　关于屠苏酒，也有多种说法，晋人董勋在《问礼俗》一书中说到民俗饮屠苏酒的次序：“以小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至于为什么要饮屠苏酒呢?《广韵》的解释是“屠苏酒元日饮之，可除瘟气，屠者屠绝鬼气，苏者苏醒人魂。”时间稍晚的《四时纂要》则称：“屠苏孙思邈所居庵名，一云以其能辟魅，故云屠割也。今医方集众药为之，除夕以浸酒，悬于井中，元日取之，自少至长，东面而饮，取其滓，以绛囊盛，挂于门桁之上，主辟瘟疫。”至于屠苏酒的配方，据原《本草纲目》称，“屠苏酒华佗方也。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造法用赤木桂心七钱五分，防风一两，拨契五钱，蜀椒、桔梗、人黄五钱七分，乌头二钱五分，赤小头十四枚，以三角绛囊盛之，除夜悬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岁饮此水，一世无病。”这个习俗如今很少见到了，然而在文人的诗文中，则屡见不鲜。若洪迈《容斋随笔》之《岁旦饮酒》条，就载录了不少诗句，若白居易的《新岁赠梦得诗》有“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之问，因二人是同年生，故有此问，刘梦得的《元日乐天过因举酒为贺》则有“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之答。白居易早年在杭州还有《岁假内命酒》诗，便有“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早年赏识白居易诗才的顾况也有“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句。此外梅尧臣的《岁旦诗》便有“屠苏先尚幼，綵胜又宜春。”

　　再说王安石《元日》这首诗作在元丰年间，他已经在痛失爱子王芳的哀痛中，退居在江宁府了，这时在朝廷执政的是章惇，故此诗“总把新桃换旧符”句实际上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一种失落感，与他在熙宁新政时那股锐气十足的精神状态不同，苏轼比王安石年轻十六岁，他在哲宗元符三年(西元一一OO年)徽宗即位时，遇赦从廉州返常州时，写有《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极尽凄凉孤寂悲伤之感，其诗云：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忌，霜雪偏寻病客鬚。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最后那句实际上是苏轼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强作精神，希望自己能挣扎着活下去，但是次年他便卒于常州。人们对苏轼的认识，只是对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类词作中，那种豪放不羁的性格印象深刻，对他在《江城子·记梦》一词中对妻子深情怀念的柔性印象淡薄，其实眼前这首词更反映了他对个人人生凄凉的感叹，如苏轼这样的文人学士的作品不同时候，不同遭遇下所反映的情感是复杂而多元的，只有多侧面地去了解一个人的作品及其生活，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一个人的性格和作品。王安石与苏轼两人终年都只有六十六岁。我今年已七十九了。历史上的那些文人学士晚年在诗文的吟唱中提到屠苏酒时，所显示的往往都是对因自己日益衰老而来日苦短的一种哀鸣和感叹，在我读过的所有提到屠苏酒的诗文中，以苏轼这首诗最为沉重，也最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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