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4年12月高中毕业,虽然父母都在公社卫生所工作,放学回家面对的是农村田野,可因为我是城市户口,毕业后依然被列入上山下乡人员名单。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毕业离开教室时,一位同学在黑板上写下的一行大字“我们都要去修地球了!”
下放在本县,比那些来自上海、安庆市的学生相对要舒服些。不过,由于姐姐已是下放学生,我下面还有妹妹、弟弟在读书,父母的工资又低,想在家里沾什么便宜也不行。
下放的地点是一个“五七农场”,农场位于该县最大河流的西北部,我们的任务就是拜贫下中农为师,“战天斗地”在一片沙滩上。沙滩,据说是清代某年发大水冲破堤坝时留下来的;原有一片松树林,一声令下活生生被连根砍掉要改种水稻。农场归生产大队管,下放学生最多时有8名(全公社上百名)。我们每天天麻麻亮就被场长喊醒,然后去沙滩根据季节为种水稻而忙碌,干了约一个小时后才回场刷牙洗脸、吃早饭。炊事员是由各生产队轮流派来的农民,一般只要求家庭成份好,愿意烧饭就行。说到烧饭,我想应该重点讲述那时“吃”的事——无论那个时代,对一个或一群人来说,“吃”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大事。想方设法不饿肚子,毕竟是生存的基本需要。再说,“吃”原本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沙滩生活、“接受再教育”,恼人的问题是缺水,不消说水稻的产量极低,连蔬菜也长不好。在农场一年到头,能吃到蔬菜是很稀罕的事,最常见的菜,只有大水缸腌萝卜。我在农村呆了近四年,三餐饭几乎餐餐可见“红锅”炒腌萝卜(没有香油,只将锅烧红直接炒菜)。有时,腌萝卜也吃完了,我们就只好将醋加水泡饭吃。后来县里下来工作队,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将红辣椒整个放置玻璃瓶中,然后加盐腌制数小时后就吃,这种菜好看、下饭,很受大家的欢迎。
永远难忘农场“赐”予我们的一次丰盛加餐。当时农场养有一头杂交种牙猪,这头猪三百多斤,在农场的“贡献”可不小。周围生产队和社员家有猪需要配种,这头猪就被牵去“工作”,生产队和社员适当要给场上一点报酬。后来,不知猪是不中用了还是病了,场上决定宰杀它。猪杀掉后,烧了一大锅肉,农场学生和看场农民,中饭每人免费一大碗。那天,大家都喜笑颜开,终于集体“会餐”开荤了!
记得那是盛夏的一个中午,我端了一碗肉,只想到尽快吃肉而没有打饭。我坐在食堂后门的门坎上,用筷子夹起一块肥肉就往嘴里塞,可用牙一咬,肉竟咬不动。我转身询问是怎么回事,一位场员不客气解释说,这是杂交老种猪,肉肯定很“犟”;说完,他还“白”了我一眼。我看到,大家都低头在认真咀嚼,连平常公认娇滴滴的“阿拉”王小妹也不做声,于是我默默无闻也用起了“牙功”。天气本来很热,加上嚼肉出力,我当时吃的是汗流浃背。那每块肉尽管切的大而厚,又没放酱油白喳喳的,可一碗肉很快还是被“消灭”在肚子里了……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不是发愁没有吃,而是要控制吃、讲究吃,要吃营养,为养生而吃;若不注意吃,就可能被“三高”等病魔缠住。我虽然懂得科学进餐对健康有好处,可过去农场的“吃”事怎么也忘不掉。因此,现在我对“吃”几乎依旧从不挑剔。在外出差时,同事们知道我东西南北什么地方的口味都能适应。在家,有一桌菜能吃饭,少菜一碗腌菜照样也能香喷喷地吃。我还经常告诉已大学毕业工作的孩子对“吃”不要太讲究,尤其不要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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