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的散文

关于回忆父亲的散文

　　9月9日，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此刻，泪水不由得涌满双眼。

　　十年来，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十年来，我常常想写写我的父亲。

　　2000年9月8日夜里，我打开电脑想写点东西，脑子里一直很乱，什么也写不了，于是就玩电脑上Windows系统自带的“蜘蛛”游戏。我以为那副牌很容易就能过去，但一次次退回重来，却怎么也过不去。就这样到了9日凌晨一点，更觉得心烦意乱。这时，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大哥低沉的声音：“爸不行了。”我似乎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有点发愣，大哥顿了顿又说：“已经落气了。”我一下子跪在地下，浑身颤抖不已。过了一会儿，我脑子有点转过圈来，就打电话给在省肿瘤医院陪护各自妻子的二哥和弟弟，商量立即赶回新野。

　　我们上午赶回新野时，父亲的遗体早已被大哥他们移到了他家一楼的大厅里，安放在了透明冷藏棺中。我们到家后，执事的亲友错开棺盖，掀开覆在父亲脸上的黄色锦帕，让我们看了看父亲最后的容颜。父亲因心缘性猝死而去世，脸色如常，非常安详。这使我觉得父亲只是睡着了躺在那里，随时都会醒来，我甚至疑心冷藏棺的低温会冻坏了父亲，使他无法醒来。

　　夜里，我坐在父亲的遗体边上，为他守灵。当兄弟、亲友们因为劳累躺在地上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望着静静躺着的父亲，忽然觉得死亡离我是那么的近，忽然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

　　父亲讳兆麟，生于甲戌年腊月初四，按公历算应该是1935年元月8日；他去世的这天是庚辰年八月十二，按中国传统的算法父亲享年66岁。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虚龄33岁，33年之后父亲离我远去，我33岁。以前，父亲健在，我一直觉得死亡离自己是一个无限遥远的事情，因为不论什么都有父亲挡在前面，不必自己直接面对。此刻坐在父亲的遗体旁边，我忽然发现，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没了，一切都需要我直接面对了，包括死亡。这时我想，如果我的寿命和父亲一样，那我的生命历程已经走完了一半。以前我曾经对死亡充满了巨大的恐惧，此刻我忽然明白，死亡其实就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生的本质就是这样。于是霎那间，我对死亡的恐惧消失了。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但祖父弟兄两个，哥哥没有儿子，所以按传统的伦理，父亲应该过继给祖父的兄长（我们叫大爷），做大爷的儿子。祖父的前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爷爷还中过秀才。以前听我父亲说过，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的侄子好像叫谭遂从京城回乡路过我家。那时已到深秋初冬，谭遂穿着单衣到我家寻求些吃食，吃过之后还写了一首诗。父亲能完整地背下那首诗，曾说给我听，我如今记得的只有最后一句：“天赐暂叫一刻安。”到我祖父这里，因为其父母去世得早，祖父似乎并没有读书。大爷是读了书的，写得一手好字，据说家乡那一带当时的碑刻什么的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后来做了中医。父亲因为名义上是大爷的儿子，就跟他学了中医。我小的时候，还在家里见到父亲小时候抄写的医书，整整齐齐的小楷。但父亲并没有做医生，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考上了河南省供销干校，并在那里认识了我的母亲。

　　父亲于1952年被分配在了郾城县供销社工作，母亲被分配到了许昌地区供销社工作，他们结婚后母亲才调到了漯河市供销社。当时，供销社的地位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经济工作都是供销社做，郾城县供销社有两位还是三位主任都是县委常委。父亲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单位的各种材料也多出自他的手笔，而且也打得一手好算盘，于业务工作也很熟悉。大约当时父亲在单位因为能干是很出风头的。但父亲为人却很耿直，看到不顺眼的事都要直说，而且说话又很直接，不大中听，为此得罪了人却不自知。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刚刚22岁的父亲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此后，父亲先后被送到内黄农场、西华农场、三门峡铁路工地劳改。到1962年7月，父亲获准返乡，他放弃了到农场的安排，回到了他的祖居地何坑，作为“五类分子”继续劳动改造。直到1978底，在没有正式平反前，父亲于冬至前返回郾城县供销上班。此时，历经磨难的母亲早已调回新野，我们四弟兄也都在新野。正式平反后，父亲调回了新野。调回新野的父亲本应对口到供销社工作，但县里认为他文章写得好，让他到县广播站做了编辑。后来，父亲又到县地方志主编《新野县志》，在退休后还受聘编写了几本专业志书，撰写了《邓氏族史》，发表了很多文章。父亲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史志办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边缘的部门，远不如在县广播站（后发展为县电台、电视台）实惠。但父亲编起地方志却很投入，所编的《新野县志》还获了奖，他也成为全国的史志先进工作者。他喜欢编地方志也不是为了图个虚名，《新野县志》主要由他主编、撰稿，最后主编由别人署名，他只署名副主编，他也没什么怨言。

　　父亲性格耿直，却是个热心肠的人，非常乐于助人，而且对人十分宽容。他回到郾城后，见到那些当时整他，让他遭受20多年磨难的人，却坦诚以待，似乎完全原谅了他们。父亲回到新野，那些以前整过他的家乡人找他帮忙，他也真诚地帮他们办事。在他蒙难期间远远离开的亲戚，父亲在恢复工作后则备上礼品和我母亲一起一一看望，修好了关系，并帮他们办了很多事。直到今天，想起父亲，我都对他这种博大的胸怀感到由衷的敬佩。

　　父亲22岁被错划为“右派”，经过了差不多22年的改造，于1979被正式平反，又度过了差不多22年时光，最后离了我们。

　　他去世后，我常常深有愧为人子之憾。父亲于1998年5月3日发现有轻度心肌梗塞，在新野的医院做了治疗。到1999年10月22日再度出现心梗，由于当地公疗不负责任的.治疗，使病情不断加重。后来检查发现，其实他第一次心梗时医院根本就没将血管疏通，我哥哥他们要求使用并承诺可以自费的特效药他们根本就没有使用，第二次又是如此。后来经过县医院的治疗，虽然保住了生命，但心肌大面积坏死，出现了严重的心衰，已不能再承受到郑州治疗的长途颠簸。在父亲去世后，我常常想，如果我早些把他接到郑州治疗，他肯定不会这么早地离开。这一点，从此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子欲养而亲不在。”父亲去世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我有一些小小的成绩的时候，我希望能说给父亲，希望他能分享我的喜悦，希望他知道由他延续给我的祖先的生命流仍在继续并对社会发挥了积极的意义，通俗地说，他和他的儿子没有辱没祖先。父亲走了，我无法将这些说给我的父亲，于是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意义都大打折扣。当我的人生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希望能说给父亲，希望他能以他的人生经历为我解惑。父亲走了，我只有自己默默地面对一切。

　　十年了，我多么希望真的有一个天国，父亲就在那里，有一天我也去到那里，承欢膝下，和他一起幸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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