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的大树散文

　　1、

　　当年，母亲把我送到外省的学校之后，在火车上哭了一路。后来，她得知女儿要留在当地工作，又哭过很多回。她知道，我不会做饭、洗衣，不时还会生一场病，几乎没有任何自立能力。母亲总是将各种糟糕的状态放在我身上一遍遍想，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女儿可怎么活？

　　我忘了自己编织了多少虚虚实实的经历，她才终于对我树立起信心，并确信我是个强者。其实，她与人津津乐道的那些事情只是我人生的凸面。我一直将那些凹面遮遮掩掩，各种美化，我曾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像被困的老鼠一样手足无措的日子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不会知道，我用几块钱给她打完长途电话以后，廉价的高跟鞋就坏掉了。我站在街口，思索着到底是光着脚走，还是一高一低往前走，我对两种走法进行评估，看哪种办法更能让我在城市的街道上像隐性人一般，不易被察觉，不易被人们的目光击中。可不管怎样，我最后还是回到了出租屋。幸好那时的通讯设备不发达，否则没准就被谁拍照了。

　　我刚参加工作时，作为科室里唯一的女性，总被教育要在酒桌上“好好表现”。一次，吐得稀哩哗啦之后，同事问我，你们这些农村姑娘来城里做什么？

　　是的，在老家，我同龄的姑娘都在陆陆续续嫁人，当时财礼的行情已经超过五万，再说，怎么也不用为一日三餐犯愁，更不必在没有暖气的出租屋里冻得发抖。我本能地拒绝一种与她们相同的生活方式，想让自己生命的色彩有所不同。所以，我千方百计要离开故乡。每当我穿越千里，从山区驶向平原，或者从平原驶过太行山脉，接近吕梁山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两个世界里游离，我好像被那段距离与时间所分娩，在另一个区域里完成了投胎。在母亲面前，我用各种美好而善意的谎言编织了一棵茂盛的树，并在那棵枝上的小窝里，像一只努力孵蛋的小鸟，为了收获一丝的惊喜，稳稳坐窝。

　　那段时间，我接二连三地跳槽，在不同的出租屋里辗转。那些房子就像我在一个城市脱下的壳一样，在我走之后，它们本身与我没有任何关联。

2、

　　在石家庄，我先后搬了15次家。有时，把一个人的居住点称作“家”是漂泊者自欺欺人的方法。

　　我第一次租的房子，在一个小院里，为了安置我，房东用三排砖架起一个大门板给我创造了一张床。听说我还有个读书写作的兴趣，她好心地从一堆废弃物里，找来一张课桌，上边布满了“早”字的刻痕，便很满当了。屋里霉味很浓。本来就小的窗户，上半截是塑料纸，下半截是玻璃。白天如果不打开门，书上的字便会湿了水一般，粘连成一片。到处是潮虫和蟑螂，晚上，我能感觉到它们在不同的角度和方位交头接耳，谋划着什么事情。第二次租的房子倒还算干净，但男房东会时不时趴在窗外往里看，我睡觉时，也会留一根醒着的神经，在窗口探测、扫描。相比来讲，那次在公园边的住处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套房子在闹市区，楼体很破旧，像一座弃楼。从楼门口一直往上，每层都布满灰尘，有的防盗门略新些，门外却堆积着各种杂物，破旧桌子，瓶瓶罐罐，还有煤球和铁炉子……我抬起头问正在前边迅速迈脚的房东，“没有暖气吗？”虽然已经上到六楼，可他一点也不喘，神情自若地说，没有啊，要有，就不是这个价位了。

　　相比它陈旧的外部，内里也好不了多少。到了阳台上，却豁然开朗。隔着一条街就是公园，传说曾是清代某家族的花园，能看到园内树木苍翠，湖泊清澈，几个白衣白裤的老人正在打太极。风一吹，对面杨树叶子上的风很快就会跳到我突起的鼻尖上，很轻柔，仿佛我的鼻子是一枚肉色的叶子。

　　房东指着破旧的窗帘说，这是他的亡妻缝的。他好像能看见她挂窗帘的样子似的，在窗前，他的手指下意识向前伸着摸了一下。但是很快就转过身，告诉我房顶有一个壁橱，他伸手进去，摸了半天又伸出来，一股子尘土像幽闭多年的妖精一样，借着他的手复活了，在阳光里，它们近似疯狂的舞蹈着。我躲到了里间的卧室门口。他显然不甘心，又伸进手去，随后，他脸上紧凑的五官渐渐散开，我以为他找到了什么宝贝，等他的手伸出来，才发现是一把笤帚。随着他的手不住晃动，更多的尘土飞扬起来，我看见他站在高凳上开心地笑，说，这是他们结婚时置办的。

　　我是因为那把笤帚带来的感动，不再讨价还价。

3、

　　天黑之后，楼下不时有摩托声聚集，夜晚和墙壁都很薄，能清楚听到年轻人的哭喊，大约是醉了，他唱着悲伤的歌曲，哦，那实在不能叫唱，应该是吼，他狂吼着心声，大约还有一个异性的名字。有时候会听到酒瓶与墙壁碰撞的声音，有一种破碎掉的痛快。路灯把屋里照得明亮，我站在窗帘后边，看他们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他们的神态夸张，肢体与语言配合得过于协调，幅度也让人觉得眼熟，让我觉得那种醉态并不是来自于他们自身，好像是从某些电视剧里学来的。

　　我租的这套两居室，其中一间是给弟弟准备的。他当时在上海，我流着眼泪听他在电话那头诉苦，大约缘于姑娘，但他却极力掩盖，似乎为一个姑娘醉酒是不值的。他说着摸不着边的梦想，回忆他的过去，他十几岁时，就开过两层楼的饭店。但好景不长，就因为车祸躺在了炕上，而肇事者是我们的亲叔叔，所以不仅没得到任何赔偿，还让婶婶从此跟我们成为仇家，不再上门。弟弟用两年的时间才学会重新走路，之后学过电气焊，他从老家跑到厦门，又从厦门跑到上海。一天十八个小时自不必说，单就每天半个多小时的跑步，他就受不了。等他说晚安要挂电话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说，我给你寄去路费，你来找我吧。

　　我特地去电子批发城花二百多块买了一台组装电视，把墙角里弃用的墩布把又擦又刷，处理干净，接了天线，可以收到中央一套和另外几个地方台，图像并不清晰，飘着没完没了的雪花，好像银幕上那些人总是以喜怒哀乐的方式在这场没完没了的雪花里挣扎。

　　弟弟自己找了家饭店工作，他脚上穿着十元一双的廉价布鞋，厨房的地上潮湿，加上脚汗，用不了几天，那双新鞋就散架了。所谓的布只是它的外层，内里全是纸片。对于一双脚来说，这像唬人的假房子。

　　只要那双布鞋在，我便知道他回来了。更多的时候，是他回来很晚，我听见他在另一间屋里开电视，用打火机点烟。不一会儿，便听见很大的呼噜声。我轻手轻脚走过去，找一条毯子给他盖上。让电视里的雪花停止飞舞。

　　在外边，我们说普通话，管那间临时的出租屋叫“家”，一旦关上房门，这间屋子好像瞬间穿越到故乡一样，我们说着家乡话，做家乡味的饭菜，说着家乡的人和事。其实，一个人不管走得多远，你所谓的新“家”也是故乡田野上的.小花朵，只不过那条连接着根与花的藤有长有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