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寒冬的下午，我蜷在沙发后读完了圣艾修伯里的《小王子》。次年夏天，在丽江的一间酒吧，我读了随手在吧台上拣到的一本书，凡·伊登的《小约翰》。两本书都是儿童文学的经典，圣艾修伯里是空军飞行员，以一本《小王子》得享不朽；凡·伊登是医生，《小约翰》则大受鲁迅的垂青，并亲手翻译为中文。我当时喃喃发了愿，也要写出一本儿童文学作品来。
然而，一些年过去了，我的儿童文学迟迟没动笔。我为自己找理由：对于一个失去天真之心的作家，没有比写作儿童文学更困难的事情了。然而，这其间却发生了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我自己竟被写进了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中。这本书，就是陆梅的长篇《当着落叶纷飞》。
我和陆梅是文字上相交多年的朋友，但直到《当着落叶纷飞》出版的前夕，我还没有和她见过面。此前读过她的小说，譬如《我的忧伤你不懂》，感觉到她语言的清新和亲切，还有难以说尽的忧伤。这次听说她把我写进了书，先是当作一个笑谈。在我看来，好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有颗童心，这颗童心至少包含三方面：本质的清澈，优异的想象力，和一点点恶作剧。后来读到她先期发表的后记，才发现，书中千真万确有个“何大草”。这让我既紧张，又好奇。我当然明白，我在书中只会是个小配角、一个小符号，但我还是以前所未有的心情，期待着它。
书终于从上海抵达了成都。我在邮局门口把书翻开，正看见“何大草”在送给少女沙莎的书上写下一句话：“每一本书都有灵魂。”我问自己，“我”有这么深刻吗？沙莎的形象印在书的封面上，乱发、大眼、撅着嘴，孤独、委屈，也很顽强。我把书拿回去，没有马上读。
再打开的时候，是第三天上午。我用了一个安静的大半天，逐字阅读这本书，直到读完最后一个字。合上书，只记得“何大草”出现过，但已经模糊了。即便是书中和作者几乎重叠的叙述人“潘记者”，也似乎隐入了幕后。在我眼前久久浮现的人，是在关中平原上独行的沙莎。沙莎十四岁，父母在遥远的上海打工，和她相依为命的，是88岁的老祖父。她喜欢一个人迎着落叶奔跑，而她奔跑的姿态，也像是一片随时会被风卷走的落叶。
写乡村，至少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田园化，如鲁迅《风波》中的文豪，夕阳黄昏，文豪的酒船驶过河上，遥见七斤一家在乌桕树下啃干饭，就大发诗兴说：“无忧无虑，真是田家乐！”此即所谓“诗意的栖居”，这几年我听得耳朵起茧巴。还有一种是苦难化，孜孜于揭露和控诉，文字有如干涸的河床，既是袒露的，也是直露的、粗糙的，和报上社会版的“特稿”差不多。
但，《当着落叶纷飞》走的是别的路。它也写到了苦难，却也蕴含着温情。也写到了孤独，甚至是绝望，但绝望中，还有遥远处伸来的援助的手。这后一点，很容易被误解为“施舍”。但也正是这一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城乡巨大的落差。一直在低谷里挣扎的人，多需要从上边拉一把！
沙莎的父母，为了活下去，还奢望活得好一点，长年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里打工，母亲有女儿，却在照顾植物人，父亲没有房屋，却在替别人造高楼。沙莎的记忆中，父母遥远得宛如影子，比两片飘飞的落叶还缥缈。她跟老祖父一块活，一个读书，一个挖地，共吃一锅煮红苕。在那种偏远之乡的学校，老师也未必全认得课本上的字、解得通课本上的题，寒窗苦读、一朝出头，几乎是梦话。日子，不用说，真的是苦日子。沙莎有个伴，叫阿三，阿三的爸在工地上被水泥桩砸死了，妈苦得发了疯，撞了墙，也死了。他跟奶奶活。他有他自己的哲学：
“要疯狂些，才能不疯掉。”
对他的日子来说，这哲学如此简单、直接、直抵本质。阿三爱好收集刀子，并送了一把刀子给沙莎。刀子跟沙莎是相配的，因为她就像一把刀子。当几个蛮勇少年来抢夺她的刀子时，她捅伤了其中的一个，因此而被关进了少管所。但是，刀子只象征了沙莎性格中尖锐的一面，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她还维护着一小块保留地，那是细腻的、敏感的，也可以说是诗化的，这就是对阅读的喜好，对文字的热爱。遥远的憧憬就在这些文字中产生了。我已经使用了好几回“遥远”这个词了，似乎有点滥用了，可是，对沙莎们的人生来讲，好日子怎么可能是近距离。她在少管所做图书管理员，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的日记、信。周干警，她视沙莎如女儿，她说，沙莎的文笔不比“少年作家”差。然而，这改变不了一个简单而又如铁的事实——当沙莎看到周干警亲生的`女儿时，震惊得说不出话：那女孩有着漂亮的衣裙，柔顺的头发，身负万千宠爱，举止顾盼生辉。她是她的同龄人，她和她却隔着万水与千山。
沙莎向周干警请假回家看望老祖父。老祖父正累晕死在田头。锅里，搁着几天以前的煮红苕。贫穷无法摆脱，但自由可以选择，沙莎没有返回少管所，她选择了自由，跟阿三一起去流浪。天地茫茫，两个流浪的身影，很像携手闯江湖的侠侣，譬如郭靖和黄蓉，杨过和小龙女，萧峰和阿朱……然而，作者没把它写成武侠小说，当然，更不是浪漫文学：沙莎和阿三选了一条自由之路，但也是歧路，注定没路穷途。
故事如果就这么写下去，可能就是一部“苦儿流浪记”，一出让人陪几把眼泪的苦戏。然而，《当着落叶纷飞》不是这样一本书。它还交织写了另外一条线：上海的潘记者——也许，可视为作者理想中的自己、或理想中的一个友人吧——因为所住小区房屋大修，认识了工地木匠、沙莎的父亲。他几乎是个文盲，几次去找潘记者读信，这使潘记者成了沙莎的“大笔友志愿者”，开始和沙莎通信。书信，这种古老的交流方式，像各自从千里之外伸出的两只手，把上海和西北乡村、把一个女记者和一个少管所的女孩子，握在了一起，一只温暖、坚定的手，握住了一只冰凉、无助的手。当沙莎和阿三在漂泊中彷徨歧路时，是潘记者无形的手，牵住他们的衣角，把他们往回拉。潘记者告诉沙莎，作者告诉读者，沙莎，将不再是孤零零。（在“往回拉”的过程中，他们邂逅的一个作家，也起了一点点作用，我很惭愧也很荣幸，这个作家恰好名叫“何大草”。）
这部小说最震动人心处，是对艰难世事中弱小生命的书写。但，它最感动人心处，却是向前推进的那一步：对弱小生命的救助。在贫瘠干旱的土壤里，再顽强的种子，也需要有人浇水松土，才能生根发芽。
合上《当着落叶纷飞》，我再次相信，陆梅是个理想主义者。同属于作家，相对于她书中细腻、丰沛的关爱，我笔下的温情要吝啬得多了。因为，我基本上是个悲观主义者。然而，连我自己都难以解释的是，我这个悲观主义者，记忆中最为难忘、最为美好的读物，却多半是理想主义者的书。就是在这看似自相矛盾的心情中，我更能体会到，这个充满焦虑和孤独的人世，是多需要天真之心、悲悯之情。
写到这儿，我顺带捎上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建议：把“儿童文学”从文学的归类中删去。因为，“儿童文学”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写儿童、并专供儿童阅读的作品。而事实是，一部好的“儿童文学”，既能吸引小孩子，也能打动我这样的中老年人，以及如鲁迅这样严峻的大师。但愿，（再一次发愿），我能在真正返老还童之日，写出一部《小公主》或者《小老头》……这当然是奢望，但也是个温暖自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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