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这篇小说实际上叙述了可怜的玛蒂尔德大半生的经历，从她还是一个迷人的姑娘之时起，直到她老得连老朋友佛来思节夫人都认不出她来为止，《项链》课文分析教案。但作家着力描绘的只有两小段时间，一是以那个倒霉的一月十八日(星期一)为中心的十天半月，一是十年后她与佛来思节夫人邂逅的那一天。这十来天作者精雕细刻，“给予正确的同时又是高度艺术的描绘” ，其他岁月全都一掠而过。
这是大艺术家的气派，工笔也来得，写意也来得。忽而用墨如泼，忽而惜墨如金，挥洒自如，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记得在齐白石的花卉草虫小品中，往往花草是写意，而小小的虫鸟画得特别细，身上毛绒绒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写小说的道理也是一样。
路瓦栽夫人虽然活了多年，但决定她后半生命运的只有一月十八日那一天，而能解释她命运的也只有一天，那就是十年后她与佛来思节夫人重逢的那一天。人生的关键时刻从来都是那么不多的几天。叙事要做到详略得当，节奏分明，敢于跳跃，勇于取舍，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手法问题，这首先要求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有着深切的了解，胸有全局，然后“裁之以识”，如此方能“洞见巨细”，“巨详细略”(唐彪《读书作文谱》引毛稚黄语)。
如果说掌握详略已经比较困难的话，那么保持全文的均衡则更不容易。这就要求在详写的部分有略笔，略写的部分则也要有相当的细节，略处像历史著作那样完全是一笔带过或安排大段的空白并不相宜。莫泊桑用简笔写新婚之初的路瓦栽夫人，尽管是大笔勾勒，但在提到她意不在肉汤而一味想人非非时，仍然有细腻的点染，让读者对她深入骨髓的富贵荣华梦先有一个深切的了解。如果是一般的作者，这里也许就简到只用粗略的语言作一概述。后来作者写到路瓦栽夫人在十年浩劫中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是略中有详，粗中有细——
碗碟锅盆都得自己洗刷，她粉红的指甲在油污的盆盆盖盖和锅子底儿上磕磕碰碰磨坏头发乱糟糟，裙子歪歪斜斜，两手通红，说话粗声大气，刷地板大冲大洗。不过有时候她丈夫还在办公，她坐到窗前，就想起从前那次晚会，在舞会上她是多么美丽，真是出够了风头。
在概述之中仍然有这样意味深长的细节，真所谓简而不陋，与此相对的则是在详写的部分也有简笔，例如一月十八日的晚会，作者并没有去大写会上的红男绿女、交际应酬、旖旎风光，而只是着力描写出够了风头的路瓦栽夫人如何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看来宏观的详略和微观的详略不妨有一定的交错，形成富有张力的配合，这样才会有纵深感，全文也才能保持战略上的平衡。中国古典小说讲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然“无话”了为什么不是“无”而还要有“短”呢？恐怕也是要保持宏观上的某种均衡吧。
一直要看到《项链》的结尾，读者才和主人公路瓦栽夫人同时得知，帮助她大出风头又让她大倒其霉的那串钻石项链原来是只值五百法郎的假冒伪劣品。本来读者对路瓦栽夫人讲究信用毫不推卸责任的英雄气概和苦熬苦受忍辱负重的精神也许还有相当的尊重，至此观点不免要忽然一变，觉得她其实也是活该，谁叫她那样虚荣呢!
知道了那串钻石项链原来是假的，前文中的许多情节都有了崭新的丰富的意味。例如她去借项链吧，她东挑西拣，什么高级的'都没有看好，偏偏选了一副假货，这一定让佛来思节夫人大跌眼镜，于是她十分爽快地同意借出；后来听说弄坏了—点正在修理(其实是丢了)，当然毫不着急；当路瓦栽夫人去还项链的时候，她满脸不高兴，说自己可能要用，看来不过是拿穷朋友开玩笑，事实上她连盒子也没有打开。这才是贵夫人的架势。路瓦栽夫人成天梦想过高雅奢华的生活，其实她对什么叫高雅奢华一窍不通。作品开头处写她的白日梦，那梦中的客厅、家具、壁毯、筵席，在路瓦栽夫人心目中已经是够阔派的了，而其实彻头彻尾地带着小家子气，与真正的高雅奢华毫不相干。
路瓦栽夫人的慧眼既然只能看得见假钻石项链四射的光芒，既然她对几百法郎与几万法郎的货色都分不清楚，那么她在赔偿项链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就由崇高一变而为滑稽，由可敬沦为可笑。她的生活悲剧就带上了浓重的喜剧色彩。
相对于这样一个神奇的结尾来说，前文几乎都可以说是冷峻的伏笔，处处都有深长的意味，例如在路瓦栽夫人去还项链时，如果将事情和盘托出，问题本来可以很容易就得到解决，但女主人公的性格决定了她一定不肯在朋友面前丢这份面子，她宁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由此再追溯上去，路瓦栽夫人要避免悲剧的命运本来是不难的，她可以根本不去参加那次舞会(可是这样的好机会断乎不容放过!)，或者只带一朵鲜花(那样太寒酸了，还不如不去!)，或者好好地跳舞，从容地回家，那也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可惜她的丈夫太体贴她了，怕她着凉，送来家常衣裳，于是逼得她匆匆逃出，以便保持来之不易的大出风头的光荣，谁知竟在这仓皇出逃的慌乱中弄丢了项链!性格就是命运。直到最后，在得知那项链原来是假的以后，她也许才如梦初醒——也许竟仍然不醒。作品就在这里结束，留给读者一块很大的重新思索的空间。
一般认为《项链》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对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批判，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虚荣心也不单是小资产阶级妇女才有，而且小说的意义似乎也并不局限于此，它实际上揭示了某种人生的哲理。
鲁迅先生在课堂上曾经介绍日本著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项链》的分析：“将刹那的幻觉当做生命现象之真，以致堕入悲剧的境地，影响一生的命运，这富有哲理的暗示，使读者读后如梦初醒，遂使它成为不朽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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