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奉为经典。“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脍炙人口的名言几乎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然而，树大招风，名高多谤，批评之声时有所闻；遗憾的是这些批评很少切中肯綮。
有人认为，《师说》是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那么，韩愈在《师说》的创作实践上是怎样作出表率的呢？一般评论家只看到他在形式上摒弃六朝以来不重内容、只讲求声韵、辞藻的骈文，而学习自由活泼、明快练达的先秦两汉散文，殊不知他刻意仿古复古还表现在修辞、用字上。
黄侃述、黄焯编撰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说：“故学古者知其意，则不疑其语矣。《论衡·儒增篇》云：孔子至不能十国，言七十国，增之也。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好士，不过各千余人，言其三千，增之也。《孟子·万章篇》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人为了突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喜欢夸饰，我们读古人的文章，只要明白作者要说的意思就行了，不必太过认真地计较字面的意义；否则就会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师说》也用夸饰。“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复也可知矣”，所表达的是一种深深的感慨：很久以来，学古文、崇儒道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较真起来，这话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那么你韩愈的“道”又是谁传给你的？既然李氏子蟠能“好古文”、能行古道”、“学于余”，又怎么能说“师道”“不复”呢？
在我们看来，“圣”与“愚”是两个极端，“众人”则居于这两极之间。从数量上看，两极是少数，“众人”是大多数，《师说》是写给“众人”看的。这些“众人”都是些平庸的人，因而不妨称之为“庸人”，却不能统称之为“愚”。圣人好学多师，因而“益圣”是不错的，庸人不好学“益愚”则只能相对于圣人而言。庸人好学多师可以去愚成贤近圣，反之则只能一辈子庸庸碌碌。但韩愈觉得这样四平八稳的表达不足以使人警醒，他要激烈些，他要“矫枉过正”，所以，他就拿“圣”“愚”来对举。读这一段文字，我们照样只能“知其意”而“不疑其语”，不能死抠字面。有人不理解这一点，单从字句去理解，说韩愈“非圣则愚”，把除古圣人之外的“众人”都归入于“愚”类，得罪人太广太甚。对于这样的批评，韩愈是不屑置辩的。
由此看来，韩愈写《师说》是以古为师，以诗为文，意气为先，抒情为上，因而《师说》是不能当作一般的议论文来读的。
“受”是个象形字。林义光《文源》云：“受，相授受形，授受二字，古皆作受。”《商君书·定分》：“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韩愈写《师说》之时，“受”字早已分化出“受”、“授”二字，但他却在《师说》中用“受”代“授”，正是有意复古。“固”是多义词，用作副词也有几个意义，本来、当然是它的常用义之一，但它还有一个罕为人知的表示概率的古义：常，常常，往往。《国语·周语上》：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是什么缘故？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吗？《吕氏春秋·首时》：时固不易得，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
高诱注：“固，常也。”译作现代汉语就是：好时机往往是很难遇到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中的“固”正是“常”的意思。很多人不查工具书，不知道“固”有“常”义，不知道韩愈好用古字古义，把这里的“固”字理解为本来、当然，说这句话不对，这样的批评是很幼稚的。
人们对《师说》一文的批评还有一点：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不齿”在《辞海》中有两个义项：
１、齿，犹录也，《礼·王制》：“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不齿，即不录用；
２、尊之不比于众也。《周礼·地官党正》：“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君子不齿”中的“不齿”是君子羞与挂齿（即不愿提及）的意思。儒家历来把人分成君子、小人，士大夫之族自命为君子，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为小人。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当然不对，不过在古代却是士族的“共识”。尽管韩愈没有比他同时代的士大夫高明，却也无可厚非。
那么，《师说》一文疵瑕究竟何在呢？
我们不妨先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一下文中的几个概念：
学者：这个概念有大小之别，大小概念之间有属种关系。从大的方面说，一切向别人学习的人，不管是学什么，向谁学，怎样学，都可以叫“学者”；从小的方面说，就是指儒者（士大夫）。“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师说》开篇一句，初看好像是从大的方面说的，那就谁也不能说它错，那些“士大夫之族”也不得不承认；而实际上却是特指“士大夫之族”的。──然而当时的士大夫之族多不愿意从儒师而学，因而也就不以自己为“学者”。
师：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圣人无常师”、“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这些话看来，“师”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一切具有特长、技术、学问等等的人，只要是有人愿意向他求教、向他学习的，都可以谓之“师”；但是，从“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看，韩愈所谓的“师”，就只能是像他那样能够传授古文、古道的“儒者之师”了。这样，“师”这个概念前后不一，就违背了同一律。
道：“师”有广义与特指之分，“道”也一样：广义之“道”指的是一切特长、技术、学问等等；特指之“道”指的是古道，即儒家思想。“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好其辞，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这里的“道”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理想。“学古道则欲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题哀辞后》）。然而《师说》中对“道”的这一内涵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读者只能从对“师道之不存”、“师道之不复”的反复感叹中去揣摩。
师道：“师道”是《师说》的关键词。与“学者”、“师”、“道”三个概念一样，“师道”在《师说》中也是多义的。韩愈所谓的“师”，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教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老师，而是特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说得更明白一点，只能是像他这样精通儒家学说的人。他所谓的“道”，既不是“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人的所专之学，也不是“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所长之术，更不是彼童子之师的句读之学，而是儒家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思想和理想。──然而把“师道”限制在学习儒家思想上，说“圣人无常师”、“术业有专攻”等等就失去了论证的意义。
韩愈是聪明的，又是自相矛盾的。他寓特指于泛指，用广义的“学者”、“师”、“道”、“师道”来立论，使自己的论点有广泛的事实作基础，令人无可辩驳──即他所谓的“师”，是广义的师中之一师；他所谓的“道”，是广义的“道”中之一道。既然是“无长无少，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那么，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的年龄大小，地位高低，向韩愈学习古文古道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却不满足于这一点，他要畅舒幽愤，严厉批判“士大夫之族”的“小学而大遗”，他要把“童子之师”和“巫医乐师百工”排斥在“师”之外，结果“师”、“道”“师道”等概念或模糊，或矛盾。──尽管类似的模糊和矛盾在古代的抒情小品中很常见，但作为议论文，模糊和矛盾却是大忌，它在无形中消解了作品的说服力。
再来看看结构：托古言事、借古立论是古人常用的写作方法，韩愈写《师说》也是借古立论。《师说》开头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并阐明了从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继而把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不同的从师态度进行对比，批判士大夫之族在从师问题上的门第观念；再以择师教子和自身耻师作对比，以批判士大夫之族的不明智；接着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以突出士大夫之族“耻师”的不明智；最后援引孔子从师的事例，进一步阐述师生关系。这样，古之圣人的从师态度分隔在两处，虽然侧重有所不同，毕竟难脱复沓之嫌。前文笼统地说古之圣人的从师态度，缺乏典型事例作论据；如果把后面引用的孔子的言行提前，兼作事实论据，借古人古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论据就显得集中而有序，对于接下去要批判士大夫之族在从师问题上的荒谬言论也更有对照性，因而论证也许更加周密而有力。
综上所述，《师说》虽然意甚畅达，然而理未圆该；它有行云流水似的舒卷自如，却少金字塔般的厚重稳固。它作为小品，无疑是上乘之作；作为议论文，则称不上典范。“教参”一味赞美，说它“全文论证严密，说理透辟，是一篇深思熟虑的作品”，这是言过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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