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孟浩然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纵观中国的文化史，历朝历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隐逸现象，作为这种现象载体的便是世人所称的隐士。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其诗上承六朝，受二谢、陶渊明影响较多，诗风清淡简朴，韵流后世。孟浩然在他五十二岁的一生中奔走京洛，漫游于吴越湘汉之间共约八年，先后客张说和张九龄幕府共约六年，其余时间均居住于他在故乡襄阳郊外的别墅涧南园及鹿门山，是唐代著名诗人中罕见的以布衣终生的人。《旧唐书》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最后还是“不达而卒”，可见他基本上过的是隐居的生活。盛唐时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盛世”，朝廷以科举取士，各阶层的人可以通过考试获取官职，因此士人们大多对于出世充满了热情。但孟浩然却终身未仕，且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也正是因为其一生隐而不仕，所以孟浩然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祖”，并受到了无数人的赞赏与崇敬。
孟浩然真的是一位超然物外、自愿疏离官场的隐士吗?笔者从其诗作入手，通过分析其心理还原一个真实的孟浩然。
孟浩然入长安之前，一直在襄阳住了三四十年，历史传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王士源说他在乡间做些排难解纷的事，研究学问，讲求道德修养，此外还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这些大约都近于事实，但我们却不能从这些生活现象中贸然得出一个结论，说他是为隐居而隐居。事实上诗人的这一段隐居生活是有其目的性的。诗人是在企求“由隐而仕”的终南捷径和为入世做积极的准备。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诗中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在《南阳北阻雪》中说：“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在《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中也说：“若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点明了孟浩然出生在一个薄有恒产的诗书家庭，从小便秉承家训，苦读儒家经典，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渴望有所作为，工于辞赋和属意章句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科举考试，可见他这三十多年是努力在为科举、入世做准备。但是这一时期也有许多因素在客观上促使着诗人隐逸思想的潜滋暗长。首先，儒家思想中包含着“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趋向，这同入世思想一起构成了孟浩然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孟浩然的家乡襄阳是当时佛学繁盛的策源地之一，所以诗人从小就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幼生无常理，常欲观此身”、“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都表达了孟浩然对佛老的倾慕。而到《云门寺六七里闻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中“谓予独迷方，逢子亦在野”以及《宿终南翠微思》中“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时，孟浩然显然已把三家联系在一起，这为诗人日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心理机制。诗人的故乡襄阳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居胜地，诗人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反映出对庞德公等先辈的敬仰之情，后期诗人长期生活在农村，面对的是一个静谧宁馨的世界，这无疑是对热爱自然的孟浩然的一种美丽的诱惑。
苦学几十年之后，诗人自认“词赋亦颇工”了，于是才“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以不惑之年入京求仕。此时的孟浩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但现实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孟浩然的进士考试失败，巨大的希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前一段时间隐居时乐观旷达的心情也逐渐黯淡下来：“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田家作》)诗人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安，他希望留在京师显露才华，求得一个非科举途径的进仕机会，但仍然毫无结果。诗人只好离开长安，转而漫游吴越。可以说吴越之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孟浩然心中伤痛的平复剂，但同时也成了促使其隐逸思想发展的催化剂。优美的自然山水使孟浩然精神上的伤痛大大减轻，与之相应的是心里隐居的想法却日渐清晰起来。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表达出这种思想和愿望。“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等等。经过自然洗礼的孟浩然，郁闷的心情确实减轻了许多。从“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等诗句和《与杭州薛司户登樟驿亭》《与颜钱塘登驿亭望潮作》这样气势不凡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逐渐开朗的胸怀。当然虽说诗人已走出低迷情绪的笼罩，重又寻回做隐士的感觉与心态，但可以想见，这种旧梦重温已不会有太多昔日隐居时的快乐与从容，却多了几分狂放、无奈与酸楚。
吴越远游归来之后，孟浩然便过上了闲居家园的生活，抛弃了早年对现实与政治的浪漫幻想，他深深感到“翻飞羽翼摧”(《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的压抑，当他意识到“物情移势力”(《山中逢道士云公》)“一切是虚假”(《云门寺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之后，便提醒自己应该“迷心应觉悟”(《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了，这种思想转变使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多了几分锋芒，少了几分闲适。“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卧疾赠张八子容》)“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京还赠张维》)“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久滞秦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与此同时，孟浩然还写下了一些刺时之作，如“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奈何偶昌运，独见遗草泽”等。这充分反映出孟浩然的思想已趋于成熟。但从另一角度看，又显示出诗人对仕途失意仍不能释怀，诗人的隐居是无可奈何之举，这种无奈的境遇又恰恰根源于仕途的失意。
现实挫折把孟浩然“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拦腰折断，他深切地感到自我压抑而无法向外展开，于是转而寻求内心修养的提高与发展。在这个时候，晋代著名的隐士陶渊明便成了他新的人生向导，“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长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等都表达了孟浩然的这种情感。他希望通过追寻先辈足迹，移情山水，放浪四海，达到在自然中恢复真实的自我，并寻求自我人格的超越。正是因为这一点，最终使孟浩然获得了无数好评，也确立了其在中国隐逸史中的崇高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对孟浩然隐逸思想的发展变化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孟浩然早年为仕而隐，其隐逸思想十分微弱，仕途受挫后不得已而隐，其隐逸思想于山水洗礼中有了实质的发展，并且多了几分针对现实的锋芒，但诗人并未止步于此，在他效法陶渊明的努力中，其隐逸思想的格调又得到了提升，孟浩然从隐到求仕到被迫归隐再到慕陶而真隐的经历，正体现了他从乐观到悲观再到扬弃悲观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迂回复始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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