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论辩是鲁迅小说的重要因素，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论辩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体现在主题构成与艺术构成中，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各个艺术层面。
论辩，或者辩论，是不同观点的双方，为了各抒己见，所进行的证明与反驳。论辩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历代理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写到：“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个人论辩的价值，比国宝九鼎还贵重；三寸之舌的力量，比百万雄师还强大。刘勰对论辩的评价，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论辩，特别是历史性的大论辩，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号角。
一、孟子的论辩技巧
孟子，名轲，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孟子》的犀利、《庄子》的恣肆、《荀子》的浑厚和《韩非子》的峻峭，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孟子论辩文章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气象恢弘、博大壮观、刚柔相济、析义极精。
第一，形象说理。在《孟子》中则具体体现为善于巧喻。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堪称比喻圣手”。综观《孟子》全书261章，其中93章总共使用比喻159种。《孟子》文中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从而增强孟子抽象论理的现实性，为孟文说理蓄势，使得孟子的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
第二，欲擒故纵。“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舌战用兵本无二致，订谋施计必须审时度势。以擒为目的，以纵为手段，为了擒敌之目的，必须先付出纵的代价。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六章》，孟子先以“臣”“士”作喻，远离讨论话题，陷齐宣王于彀中，随即话锋一转，矛头直指宣王，擒之于话锋之下，使得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凭借“纵”字诀，使整个论辩过程迂回曲折，摇曳生姿。“一反墨文说理之艰涩”“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
第三，避虚就实。孟子的核心思想是“王道”“性善”，是实，其余皆属细枝末节。是虚。论辩的核心是不能变的，因此，对手的话题不在二者范围之内，对孟子来说便是“虚”。如何将虚过渡到实，孟子自有其语言上的太极推手，如《齐桓晋文之事》一章，齐宣王崇尚“霸道”，开头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则以“仲尼之徒无道齐桓之事……无以，则王乎?”这样一段立场鲜明的回答，不仅表明了对霸道的态度，又机智委婉的将谈话引向了王道。这种话题转换艺术使得孟子能够在论辩不利的情况下反守为攻，转败为胜。
二、鲁迅小说中的论辩技巧
首先，在鲁迅小说中，常常有一些句子意味深长，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显示着鲁迅特有的思致与笔调。达到形象说理的效果。例如，《孤独者》中魏连殳在绝望中折断傲骨，“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也包含了对“先前的我”与“现在的我”的思辩，而这一思辨式的描写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对于整篇小说的内容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那种对灵魂的拷问，那种包含着极度痛苦和忧愤的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总结，使人物性格得到了更深的表现，也使小说笼上了一层深深的人生之慨。而且体现着鲁迅对他的人生体验的论辩式的总结，体现着鲁迅式的思维。
其次，在鲁迅小说中，欲擒故纵跟避实就虚也随处可见。《祝福》小说中“我”与祥林嫂关于死的有无的对话之后，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别人在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会不会有别的意见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仔细推敲，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这段话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的辩论。如果将其中的连词加点则不难看出这段沉痛中透着一丝幽默的推测与辩解，是曲尽思路翔回曲折之妙的，实在是议论文的运思和笔法；这种论中有辨，辩中有论的心理描写正体现着鲁迅的特色。
总之，论辩是鲁迅小说的重要因素，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论辩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特别是心理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体现在主题构成与艺术构成中，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各个艺术层面。鲁迅艺术思维的论辩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创作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是鲁迅自己的思想品格与多方面的影响的合力造成了他的这一思维特征，而最终却由他的小说创作以最适切的被充分小说化了的方式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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