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作品《骆驼祥子》不仅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影响,也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得到了较高的国际声誉。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出身寒苦。他从小就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耳闻目见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激起他对于社会恶势力的愤懑和对于生活在底层者的同情。这些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唤起老舍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他曾经练习着写过小说。但正式开始文学生涯,是在一九二四年去英国教书以后。
那时,由于学习英文,读了不少英国小说;客居异国的寂寞,又使他时时落入对“国内所知道的一切”的追忆中。将其中一些事件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就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接着又写了《赵子曰》和《二马》。这些作品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以后,以其文笔轻松酣畅,引起读者的注意。《老张的哲学》描写恶棍为非作歹,拆散两对青年的爱情,把他们逼得死的死,跑的跑,在嘻闹的气氛中演出的却是一出悲剧。《二马》的用意原在对比中英两国民族性的不同,但在一连串笑谑中显示了海外侨胞受人歧视的处境。
它们都涉及严肃的课题,对社会的黑暗有所揭露。不过,老舍当时抱着“立意要幽默”和“看戏”的态度从事写作(注:《我怎样写〈赵子曰〉》),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在这些方面多加挖掘发挥,却从欺压者的恶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寻求笑料,让对于前者的愤慨和对于后者的同情被笑声所冲淡以至于淹没;设刺减弱了力量,幽默也近乎油滑,不免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表现上有时也流于浮泛和枝蔓。这些弱点,在取材于大学生生活的《赵子曰》中,表露得尤其明显。正如老舍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注:《我怎样写〈赵子曰〉》)这部小说用嘲讽的笔调,对“五四”以后的学生和学生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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