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评价民国教育

　　引导语：国学大师季羡林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思想和学术作品一直影响着后来人，这位大师是怎么评价民国教育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钱学森之问”:探究民国时期的教育评价

　　2005年，温总理去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接着，钱学森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在钱老的眼中，民国时期培养出许多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至今无人能超越。我们不禁思考，像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华罗庚、冯友兰、季羡林这样的大师级人物难道只有那个时代才有?时势造英雄，是不是只有民国时期才具备孕育大师的时代契机?历经岁月的洗礼，民国时期的教育究竟因何值得追忆与珍藏?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追溯到民国时期，一探究竟。

　　一、教育目标：民国教育评价的价值指向

　　民国初期政府的教育价值取向充分体现在教育宗旨的确立上。1912年7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主张把“五育并举”作为民国教育宗旨的提案。虽然在大会上没有获得大多数代表的认同，表决时也只通过了“五育并举”的部分内容，但是该提案意义深远，它体现了教育目标追求和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内容。

　　在教育目标追求层面，体现了隶属政治之教育与超轶政治之教育的和谐统一。蔡元培在1912年发表的《对于新教育的意见》一文中，根据教育立足点的不同，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教育：一种是站在政府的立场、按政府的方针来考虑、规范教育问题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出发点与目标导向均以现实社会的政治需求为标准;另一种是站在人的发展的立场，从完善人性的角度来考虑、规范教育问题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出发点与目标导向以个体人格的完善为标准。蔡元培分别把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教育称为隶属政治之教育与超轶政治之教育。

　　隶属政治之教育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西方列强环伺和现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或这方面的教育不足，社会政治就不稳定，就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局面。但隶属政治之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它满足的仅是现实社会的功利需求，而对个体超越自然秉性和提升精神品格的需求，它是无能为力的。而这种超越和提升，又是每一个社会和个体必需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隶属政治之教育之外去寻找途径。与隶属政治之教育不同，超轶政治之教育追求的不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物质，而是超越现实社会的政治、物质的形而上的精神满足。隶属政治之教育和超轶政治之教育是教育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在这一整体中，隶属政治之教育和超轶政治之教育分别满足于个体发展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超越和发展。因此，蔡元培明确指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如此，教育才是国民所需要的教育，才是发展全面人格所需要的教育。

　　在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内容方面达到了五育并举。根据两种教育划分的理论，蔡元培提出了全面人格的教育目标和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军国民、实利两主 义，所以补自卫自存之不足。道德教育，则所以使之互相卫互相存。”这三育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其追求的是现世幸福，为不幸福之人类到达实体世界之一种作用。致力于这些方面的教育可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现状。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即使民国成立了，它也不会改变。五育是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

　　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杜威看来，教育的目的就是学生自己，十分强调满足学生的主体需要，在其本身之外没有任何目的。正是在此影响下，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学者和教育主管部门也给教育以必要的独立性，学校和教师都重视学生的个性和潜在价值的保存和发掘。

　　此外，当时的教育依然重视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提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劳动者和建设人才的基本教育途径。由于国家经济的贫困和劳动人员素质的低下，民国时期特别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将这种关注和重视以教育方针的方式体现出来。在这种对于职业教育的提倡之下，涌现出了黄炎培等一大批职业教育家和提倡实利主义教育家。这些教育家的出现，使得职业教育在当时的中国由理念变成了一种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早期的民族工商业的萌芽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间接起到了服务国家经济、服务民众生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