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杂说四则》的艺术特色
《杂说四则》是韩愈具有代表性的论辩类的文章，篇幅短小却予以深意，体现了韩愈论辩文的特点。
《杂说四则》是韩愈四篇短小精悍的论辩体散文，出自《昌黎先生集》卷十一。杂说为内容驳杂，随感式的论说文字，是一种一事一议，或数事一议，借题发挥，行文自由，褒贬分明的文章体裁，也是议论文的一种。杂说起源于先秦诸子的零章片段，经过韩愈的创新，逐渐发展为有完整结构的篇章，可以说是后世杂感、随笔类杂文的先驱。
韩愈的杂说，语言洗炼，妙趣横生，文学成就较高。《杂说四则》是韩愈较有代表性的杂文，这四篇杂文都是借此喻彼，为“愤世嫉邪”(《杂说・崔山君传》)。其一《龙说》说“龙”，说龙吐气成云，凭借云可以上天入地，龙一刻也离不开云。这篇含义比较隐晦，历来解释不一。清人李光地说：“此篇取类至深，寄托至广。精而言之，如道义之生气，德行之发为事业文章;大而言之，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应求，圣人之风之兴起百世，皆是也。”(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这只是大体说明了其含义。其二《医说》说“医”。用医病比喻治天下，意在标明严明统治秩序的重要性，维护封建秩序。其三《崔山君传》是说“貌”。说一种人貌丑而心美，但他们是实在的人;人貌美而心类禽兽，不应算是人。其四《马说》说“马”。“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喻人才的际遇取决于当政者能否识才。这一篇千百年来已家喻户晓，今天“伯乐”已成为“好领导”的代名词。
韩愈《杂说四则》中的四篇杂说是后人将韩愈的四篇精短的杂文收集整理到一起的，这四篇论辩文蕴含了韩愈创作论辩文的多重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值得人们关注。
一.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把“明道”与对现实的批判联系起来，使文章不仅是明道的工具，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因此，韩愈漠视那些达官贵人，并对他们表现出不满与蔑视，认为他们气满自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确，真正的好作品是 “恒发于羁旅草野”的，往往是在被流放和漂泊当中，在不得志、在饱受打击当中产生的，作者受到的刺激越大，怨愤越多，文章也就寄托了作者愈多的思绪，愈加能表现出作者的深切的情意。
《龙说》《马说》就是韩愈作文“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的代表。两则杂文分别是借龙、马这两种动物的遭遇来写人，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而其著名的《马说》，作者看似在为千里马叫屈，实则在为被埋没的有志之士鸣不平。林纾《古文辞类纂》卷一：“通篇两用”不知“字，有千钧之力。”“不知其能千里而食”句，“是糟蹋国士之爰书”，“其真不知马也”句，“是国士辨冤之诉词”。又云：“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
二.文以载道，唯陈言之务去
韩愈的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孔孟之道 ，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倡导朴实明畅之散体。因此，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而不强调辞藻的华丽与形式的整齐。
韩愈还明确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言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
《马说》就从伯乐与千里马的典故加以生发，来讨论人才问题，《龙说》则从《易・乾卦・文言》中“云从龙”一句加以扩展、发挥，用云与龙的关系，说明一个人立身行事必须有所依凭。有人认为这是指“君臣际遇”，也有人认为这是“朋友相交”。不论是从哪一方面解释都可以将文章内容演发出深刻的寓意，内容是充实有效引人深思的。而其它两篇杂文作者也立足于社会发展以及培养正确价值观的角度，阐发了鲜明、深刻的予以深意的观点。
韩愈在作文立意方面有直接论述，“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陈辞”(《答胡生书》)，提出作文要有深刻的立意。所谓立意深刻，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作者观察社会现象，不是局限于它的表面，而能深入到它的本质，从而在写作时从日常平凡琐碎的题材中，也能生发出深刻的立意。就写作实践来说，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艺术方法上的立意求深，就是要在表现内容时层层翻剥，引导读者从现象逐渐认识本质。韩愈就善于使用这种层层深入的方法，把立意逐层加深。
《杂说四则》分别以“君臣、朋友”的遇合应求、“治理国家”要严明法度、辩证分析“外表”与“内在”的关系、“人才”选拔为论说的立足点，切合社会发展，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是韩愈对世事的深刻慨叹之作，立意深远，值得回味。
《龙说》写于作者仕途蹭蹬之际，借龙和云的关系比喻君臣、朋友之间的遇合应求关系。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却“道古而波折自由，简峻而规模自宏，最有法度，而转换变化处更多”(清代张裕钊语)，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历来被奉为典范。《马说》则作于韩愈仕途不畅之时。文章借阐述善于相马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比喻选拔任用人才者与人才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知人善任的重要性。文章也表达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历代对此文赞誉有加，清代林纾在《古文辞类纂》中评价其“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
三.抑遏蔽掩，婉曲尽情
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到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这段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韩愈文章的气势、内容和艺术表达的特点，苏洵所说“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就是指韩愈作文好用较为委婉，含蓄不露的.艺术手法。
《龙说》和《马说》这两篇托物寄意的论辩文，其笔法含蓄，“不使自露”，可视为“抑遏蔽掩”的一种方式。两篇文章都是借此喻彼，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之情，前者以龙和云的相依相存，比喻圣君和贤臣的相辅相成;后者以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比喻人才的际遇取决于当政者能否识才。两篇文章都没有直接提及“圣君”与“贤臣”，“人才”与“当政者”，但是通过联系韩愈的生平以及际遇，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文章内作者委婉寄托在“龙”与“马”身上的自己的微妙情感。这两篇运用“抑遏蔽掩”的手法写成的论辩文可谓含蓄蕴藉，意味悠然，委婉尽情。
四.逻辑严整，气势充沛
韩愈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将“浩然之气”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答李翊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认为只有内心充盈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使笔端语句文字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显露出别具一格的神韵来。
《杂说・马说》是韩愈通篇都用比喻来组织的论辩文，比喻包含在议论的框架之中。用古代伯乐相马的典故来组织文章，第一、二句开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反一正，提出论点，说出了三层意思：要发现人才，首先得有识别人才的人;人才常有，但却没有被发现;这是因为缺少识别人才的人。接着，顺着思路推进文意，第一层“虽有名马”，具体写识别人才的问题;第二层“马之千里者”，实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第三层“策之不以其道”，进一步讲怎样理解、善用人才的问题。最后做“不知马”的慨叹，回应开头的“世无伯乐”，表明讽刺现实的用意。文章虽处处说马，但实质上全是在论述人才问题。作者在比喻中有层次地论述问题，把论点一步步展开，深化，并以答案鲜明的问答句结尾，再次强调“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主旨，逻辑严整，气势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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