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篇借物比喻的杂文，接下来，一起欣赏韩愈的《马说》。
马说
韩愈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译文
世上(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但是伯乐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贵的马，只是辱没在仆役的手中，(跟普通的马)一同死在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著称。
(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能吃完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而(像普通的马一样)来喂养它。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但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美德不能表现在外面。想要和普通的马一样尚且做不到，怎么能够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不按照(驱使千里马的)正确方法鞭打它，喂养它却不能竭尽它的才能，听千里马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鞭子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大概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吧!
《马说》鉴赏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马说》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命题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有人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这句话是错误的。韩愈把它作为语言，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太少。于是作者在下文正面点明主旨，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正由于“伯乐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好的牧马人，而是“祇辱于奴隶人之手”，受无知小人的腌气。这些宝马死于槽枥之间，其遭遇不幸、结局悲惨。没有把这些马当做千里马，千里马的死也是毫无所谓的了。“不以千里称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千里马的死表示遗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从文章表面看，作者说得透彻，却有很多辛酸痛楚还没有吐露，看似奔放，实则内涵丰富。
作者刻画“食马者”与千里马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既写出千里马的抑郁不平，也写出不识真才者的愚昧专横。千里马在无人给它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时，有时欲一展所长却有力无处使，最后到了无力可使的程度，连一匹普通马也比不上，实现不了日行千里的功能，因此待遇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马”。受辱和屈死也就不足为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由于食马者的原因，千里马不能恪尽职守，还会受到责难和惩罚，往往被痛打一顿在待遇上也就越加糟糕(食之不能尽其材)。表面看“食马者”不是伯乐，不懂马语，却蕴涵着怀才不遇的人面对那些愚昧专横的统治者就是申诉也无用这一层意思。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
写作背景
《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之间。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经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但结果是“待命”40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 很可惜有“忧天下之心”的他，终未被采纳。后来又相继依附于一些节度使幕下，郁郁不得志，再加上当时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有才能之士不受重视，郁郁不乐，所以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贞元十九年(803年)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因天旱人饥，上书宽民徭免田赋，被贬为阴山令。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几遭杀身之祸，后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省)刺史，后遇赦回京任吏部侍郎，曾代理京兆尹。
韩愈是唐代文学改革“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主张“文以载道”，反对浮华文风，提出“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己出”的口号。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和西汉古文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和发展，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革新精神的散文。韩愈被前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古文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跟《马说》(即第四篇)同期的作品还有《龙说》(即《杂说一》)。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龙说》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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