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樊锦诗作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被安排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并工作。父母当然不舍得，给学校写信，樊锦诗却拦下了。“我们那代人想法很单纯，国家需要我们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不过我没想到会扎根一辈子。”临走前，她和分配到武汉大学的恋人彭金章相约，三年后赴武汉完婚。
40多年前敦煌还是个小镇，黄沙漫漫、尘土飞扬。“房子是用土块垒的，门还透风，冬天真没法待。喝的是井里的苦咸水，厕所又离得老远，我想过放弃。”樊锦诗坦承。三年后，没等到恋人的彭金章跑来敦煌，“如果老彭说你不去武汉咱俩就掰了，我肯定没那么伟大，就跟他走了。”然而彭金章什么都没说，翌年，两人结婚，开始了分居生活。从那刻起，樊锦诗“彻底爱上了敦煌”。此后，她婉拒了几次调动，反把丈夫也“骗”了过来。但内心深处，樊锦诗是有愧疚的。大儿子出生仅56天，她就去上班，把儿子锁在家里一年多，最后送到农村去养。二儿子大学没毕业，“这个亏欠我一辈子也还不了。”
樊锦诗在敦煌待了48年，壁画病害防治、崖体加固、环境监测、风沙治理……但凡涉及敦煌保护的领域，她均精心钻研，从普通的研究人员一步步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
“不做王道士！”这是樊锦诗给自己设定的“底线”。王道士即王圆箓，是他最早发现了藏经洞，却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外国探险者，造成大量文物流失。十多年前，曾有部门提议将莫高窟和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通过现代资本运作提升其旅游价值。“这不是要把那些洞窟给卖了吗？”樊锦诗多方奔走，拍桌子、骂人，终于抵制了该计划。研究院要建办公楼，她告诫建筑设计师：“别想着房子能突出你的风格，只有莫高窟，没有你自己！”
四十多年的敦煌梦，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她说得朴素又幽默：“我人傻，我来了，爱上这里，所以我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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