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回本《西游记》版本的演变,历来众说纷纭。再加上《西游记》是一部所谓积累型的民间集体创作,而非文人个人所撰,故在它定型以前,文字被随时增删固有可能;即使在定型以后,重刊之时,再作修改,亦并不可怪。所以,早在明代后期,盛于斯在《休庵影语》中,就曾提出类似今本《西游记》荆棘岭故事的那回“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是“伪笔”,系“后人”所加。他认为原本《西游记》应该是九十九回而非百回本。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所以我们既无法附和,也无法辨证,存照参考。
近年,侯会先生撰《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注: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一文, 提出今见明刊世德堂本第八卷中的乌鸡国故事即第36回至第39回,也是后人“增插”的伪笔,原语为“是后来插入的晚起情节,并非出自吴承恩之笔”。虽然,对吴承恩是否为百回本《西游记》改定者,尚有分歧;但上述侯文中此语意思明确,即是说在百回本《西游记》刊布以后,又有人“增插”入乌鸡国。并由此又提出:由于增加了这四回文字,“增插”者相应地删去了“唐传”即唐僧出身故事。侯文认为这位掉包者即今见世德堂刊本中所署第九、十、十九、二十等四卷文字的“梓行”者“荣寿堂”(其实,今见世德堂本第十六卷还有署“书林熊云滨重锲”者,侯文撇而不论——笔者)。据通报:侯文在山西省1996年举行的《西游记》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见该研讨会的《会议纪要》打印件,故更有必要加以探讨。
这些年来,笔者专致于《西游记》版本问题的研究,对侯文无疑深感兴趣。况且侯文的论证充分而全面,具体而入微,不可不谓详尽有力。故一年多来,断断续续地对侯文所论进行验证,结果大出意外。侯文对乌鸡国故事“增插”说的论据,可分列为十项,竟全部失误。现逐项加以辨证,以俟识者进一步探讨。
其一,侯文说:“这段‘乌鸡国救主’情节,不见于以前的所有‘西游’题材作品,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朴通事谚解》,到《西游记》杂剧,都难觅它的踪影”。
乌鸡国故事众所熟悉,不再赘述。但是,“西游”故事有一个发展和改编加工的过程。许多故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有个复杂的演变史。有的故事,在“西游”题材作品中固然“难觅它的踪影”;乌鸡国故事却不尽然。乌鸡国故事中作祟的是狮子怪,此怪的主人则是文殊菩萨。我们若沿着这条线索寻找,那么在“西游”题材的历史发展中就可以找到其踪影。
当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确实没有。《诗话》第五节“过狮子林”,林中狮子虽然其相“峥嵘”,但是它对取经僧深表友好:“口衔香花,皆来供养”;“狮子举头送出”,“法师”则“回谢狮王迎送”。此节显然与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怪无关。
但是,到《西游记》平话阶段,情况大有变化。就在今见的《朴通事谚解》中,叙述三藏法师往西天取经时,“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虫定害,逢多少恶物刁蹶”,此后有一注云:
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
所历诸险名,大多与今见百回本《西游记》西行遇难相对应。所说“师陀国”,无疑是第74回至77回狮驼国故事的雏形和前身;那么,所谓“狮子怪”不是指第36回至39回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精还能是指别的什么吗?当然不会。不过,前者故事内容肯定要比后者简单,是否会有“乌鸡国”,也很难说。另外,还须说明,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精,是文殊菩萨坐骑青毛狮子下凡作怪。平话中的“狮子怪”是否与文殊菩萨有关亦不可知。但是,有一则早期戏曲的资料可以来间接证明文殊菩萨和狮子的关系。就在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外史类著录有《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书目。据该书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闲居启先世之藏,发数年之积,不啻万卷”,可知《百川书志》是“志其家藏书”。则《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不仅实有其书,而且可推知其成书肯定在百回本《西游记》之前,完全无视它与平话《西游记》中“狮子怪”故事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不客观的。《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已失传;但有关文殊菩萨和狮子关系的传说在中国恐出现极早。北京图书馆藏有《文殊师利菩萨像》系五代刻本,清光绪间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图中可见文殊菩萨骑狮子(注:参见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页。)。那么,平话中的“狮子怪”以及《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会不会是指百回本《西游记》中的狮驼国故事呢?当然不可能。一则“狮驼国”与平话“师陀国”相对应;同时,“狮驼国”故事中除文殊降狮子以外,还同时写有普贤菩萨降白象、如来佛祖降孔雀;而且应该以如来佛为中心,为主角。同时,《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也间接说明: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怪,虽与《西游记杂剧》无关;但与元明间戏曲却又有着一定的关联呢。
其二,侯文说:乌鸡国故事“与《西游记》的‘创作公式’全然不合。书中其它降魔故事,总不脱‘妖魔发难—唐僧遭灾—弟子救助—师傅脱险’的固定模式”,此难显然“游离于全书‘取经历劫’的主题之外”,狮子怪对取经僧“全无觊觎之心”,悟空等“一番忙碌,也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与取经宏旨全无关涉”。“汲汲然替唐僧‘寻灾觅难’的吴承恩,怎么会出此冗笔、写出这种无‘磨’之‘难’来呢?”
此论显然不符合《西游记》全书实际。不错,《西游记》有许多历难故事的确如侯文所说“妖魔发难—唐僧遭灾—弟子救助—师傅脱险”的模式;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历难,完全越出了这个模式,决不仅仅只乌鸡国故事而已。别的且不论,就以所过人间国度而言,第44回至46回的车迟国、第62回至63回的祭赛国和第68回至71回的朱紫国,故事规模堪称与乌鸡国类似,然而,又何尝合乎“妖魔发难—唐僧遭灾—弟子救助—师傅脱险”的“固定模式”?车迟国和祭赛国故事的起因都是为了救遭灾的和尚,是孙悟空等主动去妖宅“闹事”“寻衅”;至于朱紫国故事的起因,更是孙猴子想“做个医生耍耍”,不但是主动揭黄榜去医国王顽疾,疾病医好以后又主动请缨去麒麟山寻找被妖所掳的皇后。其性质,正如碧波潭的九头驸马所说:“你原来是取经的和尚,没要紧罗织管事!”显然,正像乌鸡国降妖救活国王的故事一样,作者描写诸如上述一类内容,都是为了刻划和突出孙悟空专为人间抱打不平事的性格侧面,要说“为他人作嫁衣裳”,也确是事实。何况此类性质的故事,全书中还不仅只此,乌鸡国故事“这种无‘磨’之‘难’”,又何足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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