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十一年春,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威名赫赫的大将韩信在长乐宫被斩。罪名是谋反。之前,他就因为这个被夺爵削封,从统辖两淮一带八十八城的楚王贬为不过拥有几千个农户的淮阴侯。时在汉六年十月。不过,前一次谋反虚实难辨,这一次却是板上钉钉,证据确凿。
当时汉高祖刘邦正带领大军忙于平定钜鹿太守陈豨的反叛,朝内空虚。韩信见时机来到,暗中给陈豨送信,打算里应外合,一举颠覆刘氏王朝。反叛,风险至大也!不要说是在封建王朝,就是在现在的民主国家,弄不好也有牢狱之灾。如此关乎自己九族安危的大事,韩信却没有严格作好保密工作。事情正在准备中,他却要杀掉一名得罪了他的手下人。手下人的弟弟怀恨在心,偷偷向朝廷告了密。鉴于韩信的威名,留守的吕太后不免有些紧张。
还好,此刻还有忠心耿耿的老丞相萧何在朝中。这位发现韩信军事才能的伯乐,历史仿佛注定又要要他来毁灭这匹千里马。萧何定计,诈称前线传来高祖平叛胜利的消息,按例,百官都要进宫朝贺,半信半疑的韩信刚一进宫,就被武士们捆了个结结实实。也不需要等刘邦回来了,也不需要经过什么司法程序了,特事特办,干脆利落,吕太后一声令下,就在长乐宫的钟室,一代名将身首异处。对于名人离开这个世界去远游时留下的遗言,我们臃肿的历史从不吝惜自己的页面进行记录,反正内容已是那么庞博了,再多几行字又何妨,何况韩信又是那么一位军事奇才,没有理由不记。于是,严谨的太史公司马迁带着复杂的感情记下了下面的话:“信之方斩,日,‘吾悔不用蒯通之言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在人生最后极其有限的时间里想到蒯通,那是最自然不过的反应。当初若是听了蒯通的话,以他的实力,也许头颅落地的是现在发号施令的人了。最是让他不能忍受的是,建立了盖世功勋的大丈夫竟然要死在一位女子之手,这更让他恨如云山千叠。不过,事已至此,又有什么法子呢!思绪一转,如同他一生中那位唯一的对手项羽那样,也如同迷信天命的无数中国人那样,他长叹一声,将这无法接受的一切归之于上天的安排,黯然上路……
平心而论,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记述虽然没有做到真正的“不彰美,不隐恶”,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即以他写楚汉相争的两大巨头刘邦和项羽而言,写刘邦,他写了他的知人善任、宽宏大量,也写了他的粗鄙言行,无赖嘴脸;写项羽,既写他屠城纵火的残暴、刚愎自用的愚昧,也写了他对下属和士兵的仁爱关怀、对敌人作战的英勇无敌。
饶是这样,后人还对他不太满意。有人就在和县的霸王祠题联说到“司马迁本汉臣,本纪一篇,不信史官无曲笔”,那意思是说他在写项羽时有歪曲英雄的嫌疑。没办法,谁叫你老人家是千古大史家呢,高人就要高标准要求嘛!回过头来再说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所占篇幅在书中仅次于写刘邦和项羽的,是司马迁重点记述的人物。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用浓墨重彩写了韩信的赫赫武功,而对他功成名就直到谋反被杀,则只是泛泛而写,三两下就收了尾,由此不难看出太史公对韩信的欣赏之情。或有人言,风云年代有事可记,当然要重点记述,天下已定时无事可记,自然要简单、平淡。这话看似有理,其实不然。韩信这么一位叛逆之臣,因为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使得封建史家无法绕开,但如果一味站在正统的立场,则很容易将注意力放在其谋反的事情上,假使作者再缺点良知,完全可以往里面添点油,加点醋,甚至篡改史实,掩盖真相。那样的话,韩信就是一位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了。
正是司马迁这样史家秉笔直书,一个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里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千古名将才会栩栩然活在后来人的精神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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