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模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学者中,对“屈原否定论的”的批评,卜的功夫最深、成就最大的是郭沫若。他在1935年写成了《屈原》一书,以后又发展为《屈原研究》(后载于郭沫若:《历史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对怀疑《屈原传》和屈原的思潮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
在《屈原研究》里,郭沫若指出:“廖、胡两位,特别是胡适,对于《屈原传》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仔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小能成立。”例如,胡适有一个疑问(谓其第“四大可疑”),即“怀土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对此,郭沫若指出,这是胡适没有仔细阅读原作而提出的问题。他说: 第四大疑问中的黔中和汉中,是胡适太着急,把原书看脱了一半。《张仪传》上是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顷襄土_}一_年,才为秦所取。“武关外”便是指的汉中,二篇文章并没有冲突。只是《张仪传》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实,后来楚也没有给它,小用说武关外的汉中也没有到楚国手里。 郭沫若逐一反驳了胡适提出的几个疑问(号称“五大可疑”)之后,作出结论说:
据上所述,叫一见胡适对于《屈原传》所发出的疑问均小能成立,更推到廖a;_rh,r}的疑问大约也小过如此。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雄辩地阐明了《屈原传》的真实性,论证了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以胡适为代表的怀疑派的思想基础是唯心的实用主义哲学,“并小科学”的。
黄中模还介绍了郭沫若对孙次舟“屈原否定论”的批评。孙次舟在1944年9月6日发表在《中央日报》的那篇题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的文章里,根据《史记·屈原传》中有“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的话,抓住“同列”“争宠”几个字,便指出屈原为“文学弄臣”。此议一出,陈思等先生即在《屈原辨正》(载《中央日报》1944年曰月14日)中指出,孙次舟的“发现”是“一堆可怜的余唾”,是用“臆度”的办法企图“把屈原这个所谓‘偶像’推翻”。在此基础上,郭沫若也连续发表文章(如《屈原小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批驳了孙次舟的谬论。他说: 屈原是二间大夫,是楚国贵族屈、景、昭二姓中之 一姓的显要。他的身份同小臣宋玉或齐之赘婿淳于J 1.毕竟小同。他做过左徒的官,这同一的官,后来的春中君也做过。春中君系以左徒而为令尹,足见那官位相当高,似乎和弄臣的职守也小相称。这些都是相当坚强的反证,似乎也还小容易推倒。
本文来源:https://www.010zaixian.com/wenxue/guomoruo/5758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