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初夏,郭沫若先生躺在病床上,他已经不能写诗,不能编剧了,也即将告别他钟爱的考古事业,但他还在关心着一个艺术之国——中山国。十年前,他曾经亲自到满城汉墓,仔细和中山靖王刘胜对话,抚摸传奇的金缕玉衣。他听说了平山县又发现战国中山国王陵,并出土了大量铭文,嘱咐身边的人给他拿铭文拓片来看,他要用生命的最后余光去抚慰他倾心的中山艺术。
中山的神秘,中山青铜器的精美,中山的悲歌慷慨,这些都使郭沫若终生惦念不忘。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表达他仰慕中山的情感:
中山是个艺术的民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那深沉悲壮的歌声,它那婉约清丽的琴声,它那婀娜多姿的舞步,我们无缘倾听和欣赏了,只有属于两千年前那些精美绝伦的遗物还留在我们的视线中,不时提醒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国家,如今……一切的繁华都如那春日的小雨,随时光的流逝隐遁于地下,我们努力地去想象那曾经的亭台楼阁,那曾经的金戈铁马,那曾经的丝弦笙歌……
读到这样充满浓浓深情的文字,我辈为之慨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似乎没有人表达过如此美好炽烈的心怀。我们要感激郭沫若先生的关注,也为中山艺术感到骄傲,自然也要为我们研究的不够深入,甚至为我们情感的“稀薄”而感到惭愧。
中山的确是个富有艺术气息的地方。《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记载了中山一带的风俗:中山地薄人众,有大量商纣王朝沙丘的“殷地余民”,丈夫“好气任侠,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并且善于制作一些精巧的物品,手艺高超,大概因为心灵手巧,所以“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瑟鸣琴,迈着类似于今天的芭蕾舞步,“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并且史记中还记载了中山国人对音乐的酷爱程度,不但富贵人重视,就连“家无斗筲”的穷人也是“鸣琴在室”(见《盐铁论?通有》),琴瑟之类的乐器普及率之高,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或许正是因为有着广泛的基础,才使得中山国音乐、舞蹈艺术闻名遐迩。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我们今天无缘听到那些美妙的乐歌,但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精美的编钟、石磬以及铃、铙、铎等大量乐器,都为我们研究其音乐艺术提供了帮助。经专家测定,中山王墓出土的一组14个编钟,音域恰为三个八度,其音列结构与周王室用钟一致。并且通过中山乐器的发展变化更加充分证明,那个时代七声新音阶已经确立,这对我国几千年的音乐艺术都有重要影响!或许从侧面看出,艺术的中山王国对我国音乐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山文物中,从银首人俑铜灯和十五连盏铜灯上,还可清楚地见到中山国耍蛇逗猴的倡优形象,让我们领略到中山歌舞杂耍的些许余韵。考古专家说,如此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的诞生,一则铸造者有高超的工艺,另外要有“生活”——他们一定非常熟悉人物原型和现实环境,所以才能“化成于心”,从而表现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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