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诗是抒情明志的艺术，让人们在欣赏品味中陶冶性情。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唐代政治家、诗人。自进士及第开始做官，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司户参军、江洲司马、主客郎中、中书舍人、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等职，为官46年。历经唐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等11任皇帝。白居易终生为官、终生写作，他对自己的诗文编辑整理“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创作极丰!
在白居易的诗作中，有相当篇幅是有关养生的，既有对前人养生经验的传承，更是他自己养生实践的概括。在唐代，50岁便被认为是寿终正寝，当时流行说法是“五十不为天”、已经算是长寿了，而白居易寿达75岁，大概应属高寿吧!
白居易一生做官，他的长寿是养尊处优的结果吧?其实并非如此。诗人为官清廉、勤苦，其政治讽喻诗直刺统治者的痛处，屡遭打击迫害，仕途蹭蹬。诗作《赢骏》写一匹被主人遗弃的骏马，笔调凄婉：“骅骝失其主，赢饿无人牧。向风嘶一声，莽苍黄河曲。踏冰水畔立，卧雪冢间宿。岁暮田野空，寒草不满腹……”那是诗人被贬谪后悲愤的心声。所以，诗人忧“安史之乱”后国运衰败、忧主上不明、忧百姓疾苦、忧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加之公务繁累，30多岁就体质大衰，疾病缠身，到40岁已病得不轻了。他在《沐浴》诗中写道：“经年不沐浴，污垢满肌肤。”因重病已快一年没有洗澡了，而当洗澡时，诗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悲观、很伤感：“老色头鬓白，病形肢体虚……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也是“祸不单行”，恰在这一年，白居易3岁的爱女不幸天亡，几位挚友也相继故去，诗人精神崩溃，心情坏到极处、苦闷到极处：“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独身存?”痛苦无以复加，到了不堪独活的地步!“悲来四肢缓，泣尽双目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忧、愤、悲、思，诗人未老先衰。
怎样解脱?
白居易与许多正直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在对君王失望、政治抱负落空的极度苦闷的思索中，遂转向老、庄，看破“红尘”、堪透生死、幡然觉悟。诗人在《自觉二首》中写道：“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抖擞垢秽衣，度脱生死轮。”于是诗人的精神世界似乎经过一番洗礼，顿觉柳暗花明：“思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诗人大彻大悟，原来那忧思、病苦、悲愁都是身陷“世网”的果报啊!那么以后呢?“但受过去报，不结将来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不将恩爱子(一种精神因子)，更种忧悲根。”否极泰来，白居易在政治上退避消极，是受封建官僚体制压抑之必然，而在生命质量的层面却获得一次轮回、一次新生。“大隐隐于朝”。诗人身居官场，心归林泉，做官、做诗、养生，谱就他生命中最美妙的`乐章。
“澹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是白居易养生的头条经验。诗人熟读深研老子《道德经》，遵循其精髓，潜心体道，并付诸于实践，习练打坐，常进入虚静安适状态，他在《隐几》诗中表达这种状态：“身适忘四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显然，白居易悟道体道确实达到养生家们所追求的“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澹然虚静，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而且在诗人笔下，这种境界是那样的富有诗情画意，令人向往。再看《题玉泉寺》：“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若非亲身体验，诗心焉能通禅心?白居易虽得老、庄哲学“清静无为”之真，但他毕竟身在尘世，且为官理政，哪能没有烦恼?每遇不快，诗人便以“清静无为”而戒之：“既非慕荣显，又不恤饥寒，胡为悄不乐，抱膝残灯前。”常存此念，遂自我解脱。动与静、虚与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矛盾，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既相辅相成又相互转化。生命的动、实，是补充能量，静、虚是吸纳能量。静则虚、虚则纳、纳则气血和畅，输布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驱邪扶正、固本强筋。白居易之长寿，盖因长寿之道的功效。
白居易养生的再一条经验是“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诗人做官基本都是做高官，纵使被贬出京师，也是任州府大员，位高权重，但诗人总以平常心而视之，把自己看作普通老百姓。其诗《卧小斋》自况：“朝起视事毕，晏坐饱食终。散步长廊下，退卧小斋中。拙政自多暇，幽情谁与同?孰云二千石，心如田野翁!”看，这哪里象高官的骄矜持重、城府深沉?俨然一个天真的顽童!对于物质生活，白居易很知足。他的生活哲学是，能充饥即是美食，可容膝便为安居;形骸为政务所迫劳作不息，心性却始终湛然虚空，故，“心宽体长舒”。有个算命的要给白居易算一卦，诗人以诗《答卜者》：“病眼昏似夜，衰鬓飒如秋;除却须衣食，平生百事休。知君善易者，问我决疑不?不卜非他故，人间无所求。”诗人知足达观，盖源于亲民、爱民情结，他的大量诗作饱蘸血泪，体恤民苦民膜。名篇有《观刈麦》、《琵琶行》、《新丰折臂翁》、《过昭君村》等，所以，在物质生活上，诗人不肖与贪官、富豪作比，而是在与百姓的对照中深感惭愧。在《观刈麦》中，诗人在收麦大忙的画面中捕捉到一个贫妇带着孩子“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的特写镜头，当诗人得知她“家田输税尽，一拾此充饥肠”的悲残命运后，扪心自问，不胜愧、疚：“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新做布棉袍，感觉“谁知严冬月，肢体暖如春”，可内心却不安起来：大丈夫贵在兼济，岂能独善其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忧民之心，发自肺腑，感人至深。
白居易很重视繁忙政务后的休闲时光，“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闲居》)诗人做京官时，曾患病休假，住在长安郊区渭村，大有鸟出牢笼的快感：“三年作谏官”，“拘牵不自由”，“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然而“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知足，不为物累;工作之余的休闲时光静心独处，或读书、或写作、或散步、或小卧，悠然自得，如此便不为情累。看来，白居易把“清静无为”的真谛贯穿于工作和生活的整个过程，纵使养生大家也会自愧弗如吧。
白居易养生的第三条经验是：亲近自然物，“野性爱栽植”。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白居易则是山水林泉、自然万物皆为所乐。白居易被贬作江州司马时，在庐山香炉峰下结茅舍，政务之余来此栖居。诗人深爱此处的自然环境：岩石清流，松柏翠竹，风岚烟霞，鸟兽时聚;茅屋傍有飞泉溅玉，小院里有白莲净池。恰如“倦鸟得茂林，涸鱼返清源”。诗人意气飞扬，携一壶酒，弹奏五弦之琴，酣畅时，赋新诗，仰天而歌。“如获终老地”而留连忘返。白居易一生无恋荣华，亲近自然，以至于退休后不在长安官宅养老，而是栖居渭村，与田夫村叟为伍。他曾应同村居住的邻居老汉求诗之愿，写了一首《代邻叟言怀》：“人生何事心无定?宿昔如今意不同。宿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作白头翁。”老汉听罢此诗，开怀大笑，乐不可支。
白居易为官一生，调动颇频繁，每新到一地，他都要在衙门和私宅周围及院中进行绿化、美化。诗人尤其爱松、竹、柳、荷，其工作和居住环境必植之物。《东楼竹》写到：“潇洒城东楼，绕楼多修竹，森然一万竿，白粉封青玉。”白居易特别喜欢在居室窗前植竹，《竹窗》云：“烟通杳蔼气，月透玲珑光”，“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别有一番情趣。诗人把种树栽花看作是休闲，是爱好，是性情使然：“野性爱栽植”。《东涧种柳》：“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诗人认为“不种东溪柳，端坐欲何为?”白居易官至中书舍人时，买得一宅，因院内有10棵松树而喜不自禁，秋有韵，夏有荫，春雨满树珠，冬雪压枝白，“四时各有趣”的景致，对于诗人来说“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白居易特别尊崇松树的贞操，“不羡桃李艳，惟慕松树贞”.所以，面对宅院的松，诗人觉得自己一介俗士却做松的主人很不相称，故而“时时一愧怀”。这世上，至真、至善、至美者莫过于自然;只有心灵雅洁之士才能与自然亲和、沟通;白居易尊自然为师，实在是养生之妙理啊!
白居易的“闲适诗”，清新、洁雅，其中养生的至理与技法亦博大精深，不失为中华养生学之奇葩，甚无尽宝藏有待探寻、开发――这大概是本文的宗旨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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