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年华，右手责任”
在年终工作总结中，刘铭杰用“左手年华，右手责任”来总结自己的工作。“夏天骑摩托车，常遇到山体滑坡，曾在放学回家路上被迫返回学校过夜。冬天山上湿冷，到学校脱下手套，手被冻得通红伸不直……”
刘铭杰总安慰自己说：“年轻教师要多担点责任。”实在觉得苦时，他便使出“精神激励法”，“看看山上沿途秀美的风光，心情也就好多了”。
1986年出生的黄秀明是资深走教老师。每周，她要负责南坑中心小学两个年级的英语课及部分技能课。到了周五，她要到近30公里外的高竹小学，为4个年级的学生上课。高竹小学位于全县海拔最高处，高达800多米。山路斗折蛇行，迂回曲折。人们对此描述：“山路十八弯，开车进山，要不停地踩刹车，最后脚止不住地发抖，再会坐车的人，最后也会发晕想吐。”
这些黄秀明早已习以为常。但在去年，黄秀明当上了妈妈，每逢周五，无暇照顾孩子的她，只能将儿子寄在亲戚家。“有时候也想打退堂鼓，干点什么不好，非要遭这份罪？”黄秀明说，自己并非没有怨言。但当她看到乡村孩子求知的'眼神时，又觉得苦有所值，“他们学英语的劲很足，都很有语言天赋”。
刘铭杰同样颇感欣慰。“他们平时接触英语的机会不多，因此很珍惜每周一次的英语课。我一到学校，他们就在校门口冲我喊，老师你终于来了。”他说，孩子给了自己动力，因此他花费更多精力于教学中。“农村学校硬件设施落后，我就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快乐课堂，上课中穿插小游戏，自然地渗透和灌输英语知识。”他说。
走教能走多远
走教制，被认为是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实现均衡教育的一把利器。但在张顺清看来，走教是无奈的创新，治标不治本。“确实能很大程度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但和正常教学相比，仍有较大距离。”他说。
对此，奎洋镇的走教老师严晶晶深有感触。去年，她从厦门民办学校辞职回乡，成为奎洋镇唯一的走教老师。现在，已有4个月身孕的她，仍要承担两所偏远小学的英语与音乐的教务任务。她认为，走教让有针对性的教学成为可能，但效果仍有待商榷。严晶晶说，山区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更需老师的关怀与心理辅导，但流动教学让她无暇顾及。
“这几年，南靖每年都招考英语、音乐、体育等学科的老师，其中英语教师招考即使条件严格，报考人数还是实际招收人数的十几倍。”陈思木认为，走教老师的存在并非因招不到学生，更多源于编制桎梏。
在改变到来之前，走教老师还得长期存在。每学期不足1000元的激励，对走教老师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他们的奉献精神值得称赞。“走教老师群体太小了，还不足以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严晶晶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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