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论文
在熊铁基先生80华诞之年，我们欣喜地读到了先生的新作《汉代学术史论》，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感触油然而生。这本大著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位耄耋老人的新作，更因其实现了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提供了诸多启人心智的学术见解，而令人肃然起敬。作为后学，评论先生的大作实在是力有不逮，但确有不少感想欲一吐为快。所以，笔者不揣浅陋，把初步的阅读感受连缀成篇，以求教于熊铁基先生及学界同人。
一 探索学术史研究的新模式
熊先生在“前言”中说：“开始碰到的问题是：写一个老题目，如何能不一般化?能否与已有的学术史有所不同?”在课题研究之初，他就抓住了学术史的创新问题，要写出与众不同的学术史。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熊先生把汉代学术史研究的创新，定格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学术载体”研究，这是以前的学术史所不曾关注的;二是研究学术发展问题，要重视影响甚至决定其发展的诸多因素，譬如要研究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三是注意汉代学术发展的综合性特征①。有这三个方面，熊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研究，就基本上与前人的研究区别开了，就可以成就一本别样的学术史，不再蹈前人之辙。这是作者在写作之初为自己提出的研究路径，而其最后的成书，如何实现了这些设想呢?我们试做简单分析。
首先，关于“学术载体”的研究。这的确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前人的学术史著作中基本不涉及这一范畴。作者对自己提出的这个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用了两章几近10万字的篇幅来进行讨论。作者开宗明义写道：
学术有载体才能流传，什么是学术载体呢?主要是两个：一是人，人的头脑;一是物，有文字图形的物，又主要是书籍，故书籍又称“载籍”……研究汉代学术史，从这最基本的载体———人和书问题谈起，也许更加牢靠一些②。
于是，循着这样的思路，作者就对汉代创造与传播学术的学术传人以及学术思想赖以展示和保存的载籍做了系统考察。考察分为两章，即第二章“汉初的学术载体”和第三章“两汉学术载体的演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载籍的考察。从载籍的角度考察学术史，以往的汉代学术史研究中，只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①中有所提及。该著有一个专章“经书的编定与增加”，但仅有几千字的篇幅，并没有深入或展开。其他的汉代学术史著作，则几乎都不涉及这个问题。学术史不同于学术思想史，要全面展示学术发展的盛况、全貌，对载籍的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载籍研究应该纳入到学术史研究的范畴中来。而且，熊先生对载籍的研究也的确收获颇丰。他在第三章第一节“图书的集散与传世本的初定”中得出结论：“不可否认，先秦典籍在汉代大多已非原貌，有汉人以己意所作的各种改变，甚至参入一些原书所无的内容……传世先秦古籍，是经过汉人改定的，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②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结论，蕴含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本文后边还要重点分析。如果不是通过对载籍的系统考察，就无法对汉代学术的这一特点给予明确地揭示。所以，熊先生在学术史著作中提出学术载体的考察问题，是他的一个贡献或建树。
但是，熊先生对于“学术载体”的理解，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先生把学术创造的主体———学人，也作为学术载体来看待，似乎不符合一般的思维逻辑。如果可以这样看待的话，那岂不是说，人是学术的对象物，学术借助于人获得存续和发展?学术是脱离人而独立自存的客观存在，而人的头脑只是学术存续的寓所?而事实是，人是创造学术的主体，离开人就没有所谓的学术。把学人当作学术载体，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的使用问题，笔者并不反对在学术史的范畴内，来考察人的问题，考察特定时期学人的状况，学术的传承。如果不把人的研究划入“学术载体”的范畴，而提出“汉代学人群体研究”这样一个命题，是不是就可以完成熊先生提出的使命呢?
其次，关于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来研究学术的发展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方法论思想，即传统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论，是中国学界普遍遵循的方法论思想，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就笔者看来，在这一方法论思想的应用方面，熊先生的大著达到了前人所不及的水平。
自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学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一个人们共同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所有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概莫能外。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成就的，就是所谓的侯外庐学派。所以有人提出侯外庐学派的概念，就在于这个学术群体有他们突出的.方法论特色。比如国内学界较早提出“侯外庐学派”的龚杰先生就说：“《中国思想通史》集中体现了侯外庐学派的特色和成就，其中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在侯外庐学派看来，思想史应以社会史为基础，即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是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③龚杰所强调的就是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所具有的鲜明的“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的学术风格。方克立、陆新礼的论文，谈到侯外庐学派时，也如是说：“‘侯外庐学派’……其基本主张是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强调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派。”④其实，所谓侯外庐学派就是严格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论原则而形成的有共同学术风格的一个学术群体，其最为明显的学派特征就是重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侧重于从社会出发去认识思想的发展，是坚持和贯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方法。
但是，弄懂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一回事，恰当地运用这一原理去解决问题、揭示思想发展的历程又是一回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中，取得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思想史著作中，社会历史环境的描述和思想发展的阐述并不融洽，或者干脆就是两张皮，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即社会存在的描述在思想史著作中多是生硬地贴上去的，人们并不能从中看到思想进程与历史进程的必然联系，即使在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在过往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
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懂得思想发展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也努力在为思想的发展寻找社会历史环境的因素，重视思想发展的历史平台问题。如徐复观先生就有这样的认识。他曾写道：
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得的结论是：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所以，我开始写《两汉思想史》时，先想把握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大纲维，将形成两汉思想的大背景弄清楚。而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特色，需要安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始易著明;因材料及我研究所及的限制，便从周代的政治社会结构开始①。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的两汉思想史研究，就从思想史赖以发展的历史基础的研究开始，先完成了一本题为《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的著作。但是，他认为，这本著作实际上就是他的《两汉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分，所以，在后来完成两汉思想史研究，出版《两汉思想史》著作的时候，则把《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一书，改名为《两汉思想史》的第一卷，纳入其三卷本的《两汉思想史》之中②。但是，作为一部完整的思想史著作，这个第一卷和后边的第二、第三卷在著述逻辑上有什么意义关联呢?后边所描述的思想发展，如何从这个第一卷所描述的历史背景中引申出来呢?就全书的结构说，后边的两卷，和前边的第一卷则是脱节的。从历史的逻辑出发，思想的发展没有蕴含在历史的发展之中;从写作的著述的逻辑出发，第一卷和后两卷之间则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二者是生硬地强拉在一起的。
要写一本历史与思想交融发展，将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真正置于历史的舞台上展示出来的思想史或学术史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就会有教条之嫌，出现历史与思想两张皮现象。大概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冲决了教条主义的牢笼之后，有人就干脆舍弃了为思想或学术寻找历史基础的麻烦，直接采取弃之不顾的简单化做法。例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王铁的《汉代学术史》，就没有安排这样的章节，不再去为思想或学术的发展，贴上一个并不融洽的标签③。2004年出版的《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基本上也是回避了这个问题，仅在其第一章中用千余字的篇幅交待了一个时代背景④。但是，熊铁基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有了较好的探索。
《汉代学术史论》为学术的发展寻求社会历史、文化及政治基础的努力，主要是通过第一章“汉代学术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和第四章“影响学术发展的重大举措”这两章来完成的。在第一章中，作者安排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与发展大势”“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及其实质”和“汉代政治历史的主要特点”三节;而在第四章中，则写了“博士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其影响”“‘贤良对策’及其意义和影响”“石渠阁‘会议’的意义”“刘向父子校书”“东汉初年的文化政策”“君臣讲经与白虎观‘会议’”“兴学与校书的制度化”等七节。从这两章的节目标题中可以看出，熊先生为汉代学术所寻找的社会历史基础，主要的不是传统的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社会存在，而是时代的历史特点和政治制度;对于思想的或学术的发展来说，政治制度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以往的思想史或学术史著作中，所以会有教条主义，呈现存在与思想两张皮的状况，则是我们机械地把存在仅仅理解为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认定生产力是一切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就直接从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思想的发展。而我们忘记了，从生产力这个终极原因到思想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多么复杂的中介因素，思想的发展是不容易直接从生产力的发展中引申出来的。经济基础更多地是直接地决定着政治的变化，而政治则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思想活动，思想更多地是和政治发生联系。如果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去看待思想和学术，就可能发现其中的直接联系，在解读社会存在决定思想和学术的发展的时候，就不会显得那么教条和生硬了。于是，在熊先生的书中，他所研究的博士制度问题，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以及东汉初期的文化政策等，这些虽然属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是汉代学术所依托的政治因素，而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学术发展不可须臾离开的要素，从而学术的发展就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等等社会存在的诸方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可以说，熊先生在解决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如何实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论问题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最后，作者提出的重视汉代学术发展综合性特征研究之目标，也基本上实现了，但这不属于学术史内容体例方面的探索，而是具体的学术见解，我们放在下一部分再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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