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是自古以来人类生活中一直存在的一种规范现象。它之所以一直存在并为人们普遍认可,是因为它既是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好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近代以来,整个社会生活的日益世俗化和市场化导致了礼仪的日益表面化和商业化,以礼仪为标志的道德逐渐丧失了它的好生活意蕴,对好生活的理解也变得片面化。在人类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转换的今天,我们需要理清礼仪与好生活本原的真实关系,反思近代以来礼仪与好生活的分离,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后现代的重构。
一、礼仪与好生活的关系
礼仪是最常见的日常现象。在汉语中,“礼仪”指礼节和仪式,是“礼节”和“仪式”的复合词,因此这个汉语词被英译为“ceremony and propriety”。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礼节”表示尊敬、祝颂、哀悼之类的各种惯用形式,如鞠躬、鸣礼炮等;“仪式”指举行典礼的程序、形式,如授衔仪式。显然,礼节与仪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仪式是更正规的礼节。就其实质而言,礼仪是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应当对他者表示友善和尊重的具有道德意义的要求。礼仪不适用于自我,只适用于他者。这里所说的“他者”既指他人,包括生活中遇见的各种人,以及历史人物,如孔子;也指各种群体,如各种国际组织、国家等;还指事件,包括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的庆典。礼仪的形式各种各样,从最常见的握手、对他人的善意微笑到开国大典之类的庄严隆重的庆典,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即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对他者表达礼仪表达者(礼仪主体)的友善和尊重态度。
在这里,友善是前提,它表达对友好善意的关切;尊重是核心,它表达对他者尊严的承认和尊重。单纯的友善态度尚不成为礼仪,只有在友善的前提下对他者表示尊重,才构成礼仪。而且,这种尊重有一些社会约定俗成的形式,如握手、拥抱、鞠躬和各种仪式等,就是说,礼仪是通过社会认可的礼仪形式表达对他者的尊重的。
二、礼仪与好生活分离的原因和后果
无论在西方传统社会还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礼仪都被看作是与好生活内在关联、密不可分的,甚至把礼仪看作是好生活的内在规定性和外在标志。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人们似乎不太重视礼仪问题,但是非常重视“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一个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并不相同,但一般认为好生活是德性之人过的生活,因而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做德性之人,过德性之人那样的生活。那么,德性之人的德性意味着什么?古希腊认为,德性之人的德性是一个整体,具有统一性,其实质是对德性的本质有所把把握,或者说获得了有关德性的本性的知识。这即是所谓的“德性是智慧”、“德性是知识”。德性虽然是统一,但它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得到普遍公认的是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这四种德性被称为“四主德”。
亚里士多德更在诸德性之上提出了一种特别的德性,他称之为megalopsuchia。英文中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词,通常译为magnanimity(高风亮节)。这种德性不是一个与其他德性并列的德性,而是其他德性的“王冠”或“装饰物”,它能使其他德性更伟大。它是非凡行为者的德性,他在一种非凡的程度上具有所有德性,因而获得了这种成为非凡地有德性的进一步的德性。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样一个非凡的人不会去做平常的、无聊的、不引人注目的德性行为,因为他不像平常人那样从事引起这些平常行为的非道德的生活事务。因而他的德性行为被限定在更辉煌的类型”。
这种人也许就是亚里士多德和希腊人心目中的典型意义的“德性之人”。
三、礼仪与好生活关系的后现代重构
应当承认,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人从过去的各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它也使人类摆脱了过去的贫穷苦难,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足。市场经济虽然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但人类至今尚未找到取而代之的更好经济形态,因而在可预见的历史时空内,市场经济将仍然会是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因此,当代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也许主要在于如何有效地扼制整个社会日益市场化的态势,使以礼仪为标志的道德重新回到人类生活之中,成为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礼仪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并不是要传统社会那样礼仪道德生活与好生活等同起来,一味推崇值得钦佩的生活,而贬低甚至否认值得欲望的生活。传统社会对好生活理解的最大问题在于,虽然它一般来说肯定好生活是作为整体的人的生活,但它把这种整体生活理解为主要由道德构成的生活,物质生活要么完全被否定,要么被看成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对一个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回答,就成了要成为道德之人;而对一个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回答,就成了要过道德生活。
今天看来,这种理解显然也是偏狭的。没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作为基础,人们很难普遍地成为真正有道德的,生活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整体的好生活。其结果出现的不是普遍有道德的人和有道德的社会,而是道德越来越成为无人信奉的空洞说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则利用这种道德的虚伪性谋取私利。
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无法继承存在下去,最终为现代社会所取代。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最大贡献是使社会和人们普遍获得了物质生活的富足,这就为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那种不人道的道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种与富足的物质生活相一致同时又能提升整个生活的质量和层次的新礼仪,这种礼仪能克服和防范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能使人精神充实,精神需要获得充分满足。这就是我们提出的礼仪与好生活关系的后现代重构问题。最后,礼仪在好生活中的定位问题。前面已经谈及对好生活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显然后现代社会的好生活是那种既是值得欲望的又是值得钦佩的生活,是这两种生活的有机统一。
后现代的礼仪所代表的是人的整体生活中值得钦佩的方面,这个方面不是否定好生活的值得欲望的方面,而是以之为基础、为前提的。它是对值得欲望方面的提升和超越。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礼仪生活大致相当于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满足的层次。这种需要的出现和满足是以基本需要的满足为前提的。按照这种理论,重建礼仪与好生活的关系,需要努力解决人们的基本需要的满足问题。从社会的角度看,重建这种关系既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又需要不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可能使礼仪真正回到人们的生活。当然,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引导人们不局限于物质需要的满足,而要同时追求精神的满足,追求人格的完善。特别是对于社会中的那些比较富足的人群,更要通过各种途径(如教育、政策、措施等)推动他们追求礼仪生活,追求作为整体的人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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