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是记录孔子思想的最忠实的文本，大部分篇幅都比较易读。而两千多年来，在人们对它丰富的思想观念内涵体系做过的大量解读中，依天命、天时为人伦的时间观念经常被人忽略;而《论语》得出这一观念的思路则来源于充斥了整个遥远的古代社会，绝地天通的巫祝卜史们所掌握的关于天、地、人的象征知识。理解，梳理《论语》一书中体现的时间观念及其形成的思想源头有助于我们把握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内核。
关键词：论语;孔子;时间观念;象征
《论语》是记录孔子思想的最忠实的文本，大部分篇幅都比较易读。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它的解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其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不是因为它字面表层的意思，而是因为它文字背后深刻的内涵，所以对它的文字做细致的解读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关于这一点，古往今来的学者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也许到了今天，在当下的价值观念背景下，《论语》中体现的思想已经不大容易被人准确把握、理解和接受，对于一部浓缩了孔子及其之前儒家学派思想的典籍来说，有助于准确把握它的思想内涵的阐释仍然十分必要。本文将对《论语》一书中体现的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时间观念以及这一观念产生的源头问题进行着重讨论。
一
《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
《论语》无论成书情形如何，将“学而时习”章放在全书之首，的确具有深义。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对其中的“学”“习”二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阐释，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的“时”字。而有人对它加以注意的时候，一般都比较强调它的重复、不间断之意。所谓“时习”，朱熹引《说文》注为：“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程子曰：‘习，重习也。……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2]如此理解，则“时习”是一种不间断的切实之行，一种动态延展的无有间歇。其实在这里“时”字还另有深意。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记“王曰：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3]。“王”指王肃，三国曹魏政治家、学者。在此王肃只对“时”字进行了注释，为什么“时”字要注意?为什么说“学而时习之”，而不说“学而习之”?“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看来诵习并不是只需要反反复复就行，还要“以时”，就是说要在合理的时间进行诵习，什么时候做什么应该要有安排和要求，不能随意散漫地安排作息时间。而钱穆先生在其著作《论语新解》中是这样解释“时习”的。“时习：此有三说。一指年岁言：古人六岁始学识字，七八岁教以日常简单礼节，十岁教书写计算，十三岁教歌诗舞蹈，此指年为时。二指季节言：古人春夏学诗乐弦歌，秋冬学书理射猎，此指季节为时。三指晨夕言：温习、进修、游散、休息，依时为之。习者，如鸟学飞，数数反复。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4]其实无论“时习”在这里指的是“年岁为时”、“季节为时”还是“晨夕为时”，都强调学和习的时间安排规律，即“依时为之”，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时间安排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时间系统，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的学习时刻表都在这里了，照着它来安排自己的一生就可以了。《论语·为政》记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钱穆先生将此章与“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结合起来，将“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与“人不知而不愠”视为层次逐渐递进的三个为学境界：“学而时习，乃初学事，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之。有朋远来，则中年成学以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后当之。苟非学邃行尊，达于最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天命后当之。最后一境，本非学者所望。学求深造日进，至于人不能知，乃属无可奈何。圣人深造之已极，自知弥深，自信乃笃，乃曰‘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浅学者所当骤企也。”[4]可见“依时为之”对于人生修为的重要性，以及这一时间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还可以从《论语》一书中其他很多提及时间问题的地方，发现它对时间问题的重视和对时间的一些基本看法。
《论语·述而》记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为什么一定要在五十岁的时候才能学习《易》，而不是在其他时候?《论语·泰伯》记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1]为什么强调一定是三年?《论语·子罕》记孔子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1]感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身不用，道不行，岁月如流，迟暮伤势”[4]。
又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1]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才应该是人德立名彰之时，不可操之过急，也不要等到悔之晚矣。《论语·乡党》记孔子说：“不时，不食。”[1]什么时候进食也是有安排的，“不时：物非其时者不食。或说：食有常时。古人大夫以下，食为朝夕二时”[4]。又说“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1]孔子在这里所指的意思估计不会只是考虑肉的保鲜问题。《论语·先进》记“(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1]。古人春夏学诗乐弦歌，是暮春之时，才适合迎风放歌于沂水，兴之所致也。《论语·阳货》记孔子说：“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1]四十岁了还遭别人讨厌，那这个人一辈子也就无望了。为何四十岁如此关键，而不是三十、五十?《论语》中这样涉及时间的内容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
关于《论语》中体现的时间观念的源头问题，从相关资料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的思想与《易传》的若干联系。
《论语·述而》记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晚而喜易……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5]《周易》中有大量关于“时”这一哲学范畴的讨论，孔子与《易传》思想的密切联系也就当然把他和《周易》联系在了一起。而《周易》揭示，“时”是天道的展现和实现形式。在宇宙生化论意义上，“时”以一个一个的“时下”、“当下”而存在，同时又“时”“时”相续，展开为一条囊括终始、统摄八极的永恒宏伟的大流。生活在这样的一条时间的“大流”当中的人当然就要随这条“大流”，不然就是有违天命。而天道、天命在古时人们心目中具有不证自明的终极地位。
我们知道《周易》是一本主要关于卜筮的书。而孔子自己说过他和古代从事卜筮工作的巫觋之间有着很深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中有一篇《要》，其中引用孔子的话说，“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谈到“儒”的源头时也说“从思想发展上看，我比较倾向于‘儒’之起源，源于殷周时代参与礼仪操持的巫祝史宗一类文化人。”[6]日本汉学家加藤常贤指出，孔子及其弟子继承的是巫祝卜史中程度较高的合理主义传统的“君子儒”，而非程度较低的、始终以祈禳卜筮为业的“小人儒”。
而在孔子看来“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则在于“占”或不“占”，以及是否有“恒德”。在《论语·子路》中曾经说到巫医有“恒德”，孔子说他自己有恒德，只是“不占而已矣”[1]。
虽说自己“不占”，不进行相关的实际操作和实践，但不能排除他受到这一知识系统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
我们知道巫祝卜史的方法基础是相信在天、地、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从可以感知的表象出发，产生相当广泛的联想，以隐喻的方式进行联系，在经验的基础上把这种联系归纳概括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象征系统。宇宙是一个整体，各个相关部分相互感应，而感应是有征兆的，而巫祝卜史掌握了这样一套象征知识，就可以在天、地、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中成为关键性的力量，通过已经掌握的象征知识，对人的行为作出要求。其实，不管后来的思想世界分化为了多少宗派，中国思想在源头上必然是同宗的，都与作为整体知识背景的阴阳五行，天人时空的对应关系有关。古人把对宇宙天地的揣摩和理解作为他们的自然与社会知识的基础和依据，虽然这样的基础和依据在以后的自然科学的追问下是站不住脚的`，但不能否认它在古人的心目中的终极地位和在他们的知识构成过程中所起的基础作用。所以，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时间观念的源头。既然天地有时，万物有序，在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人还只是万物中比较弱的一部分，那么人生活在天地万物之间，作为万物的一部分也必须符合它们的时间安排规律，才能算是天地神人以合。如果不这样，那天地神人这一系统就会乱套，最后受到影响的则是人自己。要达到天地神人合的状态的前提是人必须知道这样的时刻表，天、地、神在某一时间里是什么状态，人就相对应地要有一种模糊的相关状态。而人怎么知道天、地、神的时刻表又怎么在生活中去履行这样的安排的呢?靠象征，像巫祝卜史一样地靠象征的方式将人与天、地、神对应，从而得出自己的时刻表。而《论语》一书中体现出地这个时刻表有关于一天的，有关于一季的、一年的，乃至一生的，都安排在这里了。人只有按照这样的时刻表去安排个人生活甚至社会生活，才算是顺应了天命，才会安然生活在天地之间，安居乐业，千秋百代。
所以，总的说来，《论语》一书中体现的时间观念就是要依天命为人伦，而得出这一观念的思路则来源于充斥了整个遥远的古代社会，绝地天通的巫祝卜史们所掌握的关于天、地、人的象征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论语》一书的总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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