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棵树的抒情散文

　　父亲不伟岸，不强悍，不婆娑，不潇洒。他只是一棵普通的树，一棵不被任何人注目的普通的树，一棵在贫瘠的土地上倔强生长的普普通通的树。

　　他出生在一个靠劳动创造殷实的农家。他的曾祖挑着箩筐从“南荒”逃到松花江边，在这里落了户，带领全家垅耕田亩。全家老少三代，三十几口人和和睦睦。他的父辈老哥六个，个个是农家里手。下地弄田，赶车拉脚，编筐窝篓，样样齐全。老大是车把式，老二是半拉厨子，老三会木工，老四会打铁，老五是远近有名的柳罐匠。老三能精打会算，主持家政。全家人省吃俭用，几代之后，这个家族成了这一代的望族。附近的乡亲都羡慕这个家族的和睦和殷实。他是这个家族的长房长子，全家人把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给他起个名字叫“宝珍”，“宝贵”的“珍珠”——可见他在族人心中的份量。老人破例送他上学读书。家里人不再叫他的名字，而亲昵地称他为“学生”。“学生”，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代号。这称呼里寄托着全族人多少希望，多少期盼，多少信赖！他，是这个家族的未来！他读到“优级”快毕业时，东北“光复”了。东北大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这个家族只因为殷实就被划为斗争对象。顷刻间这个殷实的家族就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了。他不能再继续他的学业了。

　　他十五岁的时候，娶了邻村谢家的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为妻。这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十五岁，还不谙世事，就要承担家庭的重负了！既要为家族传宗接代，还要为复兴家族而操心操力。这，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说，还不够残酷吗！

　　十六岁上，他就做了父亲。当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家连一块包我的褯子布都没有了。当年的大家族的少爷，一下子成了穷苦家庭的新主人。老人们不甘心这样的生活，在父亲十八岁时，全家人七凑八凑，把他送到哈尔滨学裁缝。这便成了父亲一辈子的职业。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已经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服务合作社的正式职工了。他是这个家族中有史以来走出农村的第一人。他将创造这个家族崭新的生活历史。这一年春天，爸爸把妈妈和我接到了哈尔滨。一个农村娃第一次进省城，眼睛里什么都新鲜：我第一次知道人走的路可以不是土的，爸爸告诉我这叫油漆马路；我第一次知道人住的屋子可以好几层，爸爸告诉我这叫楼房；我第一次知道人坐的车可以不用马拉，爸爸告诉我这叫电车；我第一次知道照亮的灯可以大头冲下，爸爸告诉我这叫电灯；我第一次知道……，爸爸告诉我…………我第一次站在松花江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望着来来往往的江帆，想起家乡那弯弯曲曲的西小河，啊！我真想投身江水，重新洗涤自己的灵魂。我第一次走进动物园，看着那上下撺掇的猊猴，听着那令人颤栗的虎啸，想起家乡咪咪汪汪的猫狗，啊！我真想奔向森林，重新构造自己的世界。是爸爸把我带进了这么多彩的生活！

　　可是，只一年多，爸爸为了照顾去不了省城的爷爷奶奶，毅然辞去了那份令乡下人羡慕的工作，回到了老家。孩提时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不懂得，甚至不理解爸爸为什么这么做。经常和爸爸磨叨“我们要是不回来有多好”。每每这时，爸爸都叹着气，摇摇头，无奈地说：“你不懂啊！”是的，我真的不懂。可现在，经历了生活沧桑的我，懂了。懂得了爸爸这是一种怎样的牺牲！一个“孝”字让爸爸牺牲的多么惨重！那不单单是一份“城市人”的名签，一份“工人”的职业，那是爸爸的前途，那是爸爸的生活，那是爸爸的命运！爸爸常说：“我没有能力让老人们过上好生活，但我不能为了自己而不管他们。”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名言，但它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回到老家后，爸爸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干着裁缝的活，用自己的劳动维持一家老少六口人的生计。那时的家上有三位老人，下有正在读小学的我，妈妈又患有严重的肺原性心脏病。全家只有爸爸一个整劳力。但，我从未听他抱怨过。有时，劳动了一天之后，他还饶有兴趣的和邻居们坐在一起讲三国故事。什么借东风，什么捉放曹，他讲的有声有色，邻居们听的如醉如痴。我不明白爸爸怎么知道的那么多。只有在说起他在哈尔滨的那段生活时，在兴奋之余他常常显出几丝无奈。

　　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终于病倒了。我不知道爸爸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他浑身无力一走三歇。但他就是坚决不躺在炕上。这场大病使他开始研究上了医学。我还记得，家里的第一本医书叫《医宗金鉴》，作者是资深老中医张仲景。后来又有什么《汤头歌诀》，什么《民间验方》等等。直到现在，他还经常搜集些偏方什么的。他的小本本上记了一方又一方。他自己抓蚂蚁种黑豆，配制的蚂蚁黑豆丸真是上好的强身补肾的良药。

　　我上高中一年级的那年冬天，他又病了一场。那是因为他在生产队里刨粪，为了多挣工分，别人都收工了，他一个人还在那刨。累得满头大汗，他就脱下棉袄，只穿着一件小布衫。一下子，他感冒了。他以为挺一挺，出点汗就能好。就耽误了治疗。感冒引发成了胸膜炎。就是这样，他也坚决不去住院，只靠队里的赤脚医生打打小针吃点小药。我赶回家里，看着炕上这张蜡黄的脸，我实在受不了了。为了我，为了家，爸爸竟然病到了这个程度！我也十七岁了，“年龄十七不算小，家中的担子千斤重，我也该担上八百斤”。我不想继续念书了，我要回家和爸爸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可爸爸说什么也不答应。他用双手撑起病弱的身体，一边咳着一边说：“你快回学校去。我不指望你将来做官发财，考上大学哪怕读一天，我也算为咱家供出一个大学生来了。”质朴的语言，殷切的希望！我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希望，迈着沉甸甸的步伐，走上了东官道。我知道，这个生养我的小山村的人们都常年累月地劳作在给予他们衣食的土地上。解放后，村里先后从这东官道上只走出去三个人，都是从军的。一个复员后在村里当了大队支书，另两个复员后都在外地安排了工作，再也没回到村里来。我是做为读书人从东官道走出小山村的第一个。我是家族的长子长孙。我的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祖辈兄弟六人中，只有爷爷读过几天“私塾”，能记个小账。父辈中，只有爸爸读到“优级”，还没毕业。

　　我是全家族中最有“文化”的了。我从这东官道上一走出来，肩上担着的是振兴家族的希望。所以我“沉甸甸”的了。

　　可我最终还是没能正常地考上大学。我读到高二下学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6月8日，我高中毕业，又从东官道走回了生养我的小山村，回到了爸爸的身边。虽然我是这个小山村有史以来的最高“文化人”，但总觉得辜负了爸爸的希望。爸爸道是豁达：“赶上这时候了。”妈妈也说：“这不怪你。”但我知道这是爸妈安慰我，我还是欠下了二老一份“债”，一份我无法补偿的“债”。直到1978年，我才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黑龙江省函授广播学院，1982年又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爸爸高兴，说：“咱家终于出了个大学生！”可妈妈却永远不会知道她的儿子圆了她和爸爸的梦。

　　妈妈走后，爸爸为了不拖累我，就带着弟弟妹妹艰难度日。为了贴补家用，他贪黑起早扣大棚，育秧棵，种菜籽……他再也没有心思讲今说古了。这样的日子他熬了十六七年。

　　待弟弟妹妹长大了，相继成家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他背起了装有简单工具的背包，开始“周游”各地——到处奔走修理缝纫机。他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是半年多。他不用儿女养活，却总是用挣来的钱贴补儿女。直到现在，都八十二岁了，整天还是闲不住。修缝纫机，磨剪子，磨菜刀，他总有来钱道。偶尔打打小麻将，输赢他都乐呵呵的。

　　老爸每天早起，一碗蚂蚁黑豆粉的鸡蛋水，热乎乎地喝下后，就站在窗前，沐浴着满目春光，做他自己编的“体操”。扭扭腰，耸耸肩，摇摇头，还抡起双臂拍打着后背前胸。“啪啪啪”的响声传递着老人的力量和底气。他的腰板比我还直溜，他的脸色比我还红润。我常常和弟弟妹妹说，老爸的健康是我们的福分啊！今年的春天，老爸又爱好起摄影了。天天拿着相机到处摄取春光。青龙山的楼台亭榭，月亮湖的鲅鱼公主，世纪广场的拓荒牛，碧霞公园的老槐树，处处灵显着春天的色彩，片片饱含了老爸的喜悦。

　　有这样的老爸，我不敢称老，不敢述说自己的暮秋神话。我还得做春天的榆槐，虽满干的皱褶，却要在风雨中挺立不弯，要生榆钱，要散槐香。要用自己的努力妆扮自己的春天，妆扮家庭的春天。于是，我不敢也不甘闲赋在家，不甘也不敢留恋麻坛。我应聘到了区史志办，在春光里寻找这个年轻城市的历史。我回归到了雀之巢，在春光里享受这个网络文坛的丰富。

　　每天坐在电脑前，白天沐浴着明媚春光，夜晚抚摸着习习春风，用“一指禅”敲打着键盘，一股股春天的气息让我沉醉，让我销魂。哦，心里有春天，这春天就是永远。

　　耄耋老爸他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却又倔强生存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