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肠面散文

　　宜昌得胜街与育才路的拐角处的那家面馆的那个一大清早就在热气腾腾的店堂里忙着招呼生意的老板听见有人一进店堂就用纯正的宜昌话在喊：“来一碗肥肠面，味精多点、不放广交（宜昌话：辣椒）”就知道是那个又帅又有些时尚的权先生又来光顾他的生意，就接着也喊了一句：“放糖的来了！”那个老板的宜昌话说的不错，就是像权先生那样的地道的老宜昌人依然还是听得出老板话里的四川尾音。

　　其实六十开外的权先生除了现在颜值保持的不错，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小鲜肉的，权先生虽然算不上玉树临风，但和同类相比，还算得上英俊潇洒；容貌比不上貌赛潘安，也还是雄姿英发，即便是早就不穿笔挺的西装、也不再油头粉面，可从三十多岁直到今天基本固定的二八开的分头，还是很有派头的。一副大框的墨镜、一顶软边的礼帽，即便是年岁大了，走到哪里依然很吸引眼球，就少有人知道，他不是装酷，而是因为视网膜脱落，有飞蚊症，遵照医嘱而必戴墨镜的。

　　宜昌的饮食没什么特色是这座城市的吃货们公认的，过早吃面也是老规矩。可是除了武汉的热干面和兰州的拉面，北门和福绥路基本成了重庆红油小面的天下，不过就是涵盖了重庆的麻和成都的辣而已，因为佐料太多、太杂，反倒是掩盖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加上麻的过重、辣的厉害，除了可以祛除南方的瘴气以外，也会带来呼吸道和血压方面的隐患。权先生刚刚走过四方堰的时候，看见墙角下已经立有炸萝卜饺子的蜂窝煤炉和油锅了，才想起一晃又快到吃萝卜饺子的季节，而他在外地唯一没看到过的宜昌地方特色也就是那种名字土得掉渣的小吃了。

　　上世纪那个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对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权先生来说，过早（宜昌话：早餐）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当时的物价便宜，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大家人绰绰有余），而是粮票的问题，粮食凭票供应，早餐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家里炒现饭（宜昌话：炒剩饭）、煮烫饭（宜昌话：煮汤饭），就是外出过早，也就只有一两粮票，也就是说，只能买一两粮票规定之内的早点。在计划经济的时代，粮食供应是随着年龄和工种划分的，到了权先生成了四新路那所四中初一六班的学生的时候，他的定量提升到26斤，过早的粮票也增加到二两。

　　在权先生的记忆中，那时的一两粮票过早的品种有：可以在四新路与中山路拐角处的小馆子里买到7分钱一个的肉包子、3分钱一个的馒头，除了肉食，当年最崇拜的就是从滚滚油锅里用棉油炸出来的油货，自然有油饼、油条、油香、油炸酥卷子(没卖完的花卷炸一下就成了油炸酥卷子)，还有一种叫油馍的早点。就是在面团里洒入适量切碎的花椒叶、葱，边揉边涂上油，再撒上白芝麻，用擀面杖将揉好的面团在平底锅内用油淋好，用小火煎成色泽金黄即可出锅，切成两半或四半出售。当年中山路三派出所旁边的一家和解放路口的松鹤村做得最好，从一菜场走过，就能闻到那家餐馆后门传来的香味四溢，对于一个孩子而言，那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

　　也许这个世上真的有二次元，当权先生伸手在得胜街那家羊杂面馆的筷筒里去拿筷子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就穿越时空，瞬间回到从前读初中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物价稳定，几分钱过早不稀奇，如果有二两粮票一毛钱，就可以吃到一碗酸辣小面、醪糟汤圆、糍粑油饼、半边油馍等等，一毛五可以吃一碗包面，两毛五可以在陶珠路与光前街拐角处吃到豆饼，还有云集路与解放路交叉处的回民馆子的牛肉面。不过，在这座城市过早最有特色的还是用刚压制出来的水湿碱水面下的面条，包括陶珠酒楼的三鲜面、锦春餐馆的肉絲面和回民馆子的牛肉面都堪称当时的一绝，都是只要提及，就可以流一嘴的口水的。

　　权先生就在二次元里看着自己目不斜视的走过四新路与肖家巷路边的那个烧饼摊，那个师傅偷偷的捏一把鼻涕、再偷偷的擦在围腰上、根本不洗手就继续贴他的烧饼的习惯动作他早就见多了；他也看见自己的同学念时从日新巷走过来，这个人委宿舍的男生是去买了蒸饺的，十二个，二两粮票二毛四分钱，过早似乎有些奢侈；那个县委干部子弟的建设过早吃的是那种武汉叫欢喜托、上海叫麻球、宜昌叫炸口麻圆的油炸食品，一路嚼得津津有味……

　　羊杂面馆的老板将10元钱一碗的肥肠面端到权先生的桌上的时候，他在墨镜后面眨了眨眼睛，时光就从遥远的回忆又回到了现实之中：现在的早点虽然丰富，但自己的感觉和味觉都已经变得迟钝，对那些因为商业化而变得粗制滥造的食物也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渴望和向往了，一碗肥肠面就可以打发。而且要吃得快一点，憨（han）了（宜昌话：放的时间久了，坨了的意思）就不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