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身体上好的记者,虽然我从没有上过大医院,从来没有遭遇过给大夫塞红包的事,但,我比普通老百姓更痛恶这种风气,因为我是个记者,我并不因为自己身体好,暂时求不上大医院的大夫而姑息他们(当然是指部分那样的人),我还写过一篇杂文,猛烈地抨击过。
事情终于轮到我了。但,那是我自愿的。
妻子十月怀胎,一夜肚痛,我和母亲急忙把她送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医院。正是熟睡时分的产科大夫被值班人员叫醒,接收了我们,这是个并不怎么漂亮,但挺有内涵的姑娘,她揉着睡眼,叫我出示工作证办理住院手续,我的工作证暴露了我的记者身份,她抬眼看了看我,笑了笑。我妻子被她扶进检查室,又遇到了一个意外——居然和大夫是老家县城同一条街上的邻居,只是不相识而已。这样一来,气氛就变得格外亲密起来,令那些值班护士瞠目结舌。我本来准备体会一回“入院初,看脸色,住院后,捡气受”的滋味的,看来没机会了。
当日上午,女儿呱呱落地,产房门一开,我和母亲迎了进去,那位大夫口里“恭喜”着把啼声正亮的儿女递给我时,我遵照母亲的吩咐,把一个100元的红包塞避了她的白大褂兜里。母亲说,接生不是看病,接生的人是上天给你送来的贵人,应该备礼相谢。
晚上,她来查房,嘘寒问暖,极为细致。她走后,我妻子从小孩的布包里发现了一个红包,并且,原封不动正是我所送的那个。这样弄得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怎样才好。我心里想,会不会因为我的记者身份或碍于老乡的关系不便收取呢?但这是我自愿的,并且是表示谢意的红包,哪怕是再廉洁的医生都不应该推辞呀,换句话来说,推辞了这个红包,并不一定就能证明你的廉洁呀,不是来投“试金石”的,我只是一个产妇的亲属,一个新生儿的父亲,送上的是诚挚的感激。
在医院的第二天晚上,大夫照例来查房,手把手教我的妻子给小孩喂奶。此情此景,令第一次进医院陪媳妇生产的母亲十分感动。母亲示意我把红包给她,然后守在病房的门口,等大夫一出门,母亲就拉住了她,一番推搡,我听见了大夫的话:好,阿婆,我领了。
红包送出去了,母亲象完成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走路生风,坐下来她就夸这医院的医生、护士、卫生条件多么好。
第三天下午,我们出院,我把东西物件搬上了车,才扶我妻子下楼,待我们要上车时,大失笑吟吟地追出来,逗了一会母亲怀抱里的小丫头,然后把一个红包塞到她的襁褓里,说:阿姨给,阿姨给……红包又原封不动地回到我们手上。
这件事只愿意这样去想:本来她可以按往常惯例,心安理得收下我们的红包,但她考虑了几层关系,经过权衡,还是决定不收。但是,我不免又对自己这个想法感到汗颜,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事情原本应该是这样的:这位大夫历来就没有收受红包习惯,我和妻子的双重身份让她十分为难,难就难在怎么拒绝这个问题上,她怕因为她的拒绝会造成我们另外的想法,所以一个红包就这样被退来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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