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晁错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这篇文章总结了削藩失败是晃错被杀的原因。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晁错论原文及字词翻译，欢迎借鉴！
晁错论
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1]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 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不好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隐患。坐在那里看着事情在变化，却不想办法解决，那么恐怕事情就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一开始就用强硬的手腕去处理，那么天下的人由于习惯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我们。只有那些仁人君子杰出人物，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的人去承担大难，以求建立伟大的功业。这当然不是在短时期内由那些只图求名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无故挑起大难的开头，我能挑起它，我也要能收拾它，然后才有言辞向天下的人交代。如果事到临头，却想避开它，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然集中在自己身上。
从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朝出力，谋划削弱山东诸侯的势力。山东诸侯联合起兵，借诛杀晁错的名义反叛朝廷。但是皇帝不能明察，就杀了晁错来向诸侯解释。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尽忠朝廷而遭杀身之祸，却不知晁错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时候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只具有超出一般的才能，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昔日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疏通大河，让水流进大海。当他的功业尚未完成的时候，也有堤坝溃决和洪水横冲直闯的可怕灾难。只因为他事先估计到这种必然性，事情来了并不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规划解决，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七国诸侯那样强盛，却要一下子削弱它们，他们起来叛乱有什么奇怪的呢？晁错不在这个时候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替天下人做抵挡大难的先锋，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为保全自己着想，想使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而自己却在在后方留守。那么试问，挑动七国叛乱的是谁呢？自己想求得名誉，又怎能逃避祸患呢？因为亲自带兵出征极为危险，留守后方十分安全，你自己是挑起大难的罪魁祸首，却选择十分安全的`事情来做，把极为危险的事情留给皇上去担当，这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原因哪。在这个时候，就算没有袁盎进言，晁错也未必能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留在后方防守，却让皇帝亲自出征。按照常理上说，皇帝已经很难于忍受了，又加上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建议，所以袁盎的话就能在这中间发生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挺身而出承担危险，日夜操劳，率兵向东去阻击他们，不至于使自己的君王受牵累，那么皇上将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可以离间得了吗？
哎！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专门去考虑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晁错自己带兵去讨伐吴、楚，不一定没有成效。只因为他想保全自己，就使得皇上不高兴，奸臣能够乘机进言。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计策，不就是用来自己害自己的么？
赏析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夭F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晃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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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晁错论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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