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从嘉义乡下,寄来了一大袋自己所种的甘薯,表皮粉红,肉质金黄。由于数量不少,妻子怕放久了会发芽或腐烂,所以拟趁着高雄阳光普照的阳春季节,将它们制作成甘薯签,以利长时间的保存。
初闻“甘薯签”这三个字,顿时让我倍感亲切,这个属于农家生活的过往记忆,业已匆匆流淌过了四、五十年的时光。甘薯签之所以会让我感觉亲切,乃是因为它曾经伴随我度过那段艰辛的物质缺乏岁月,成了童年阶段的一种特殊印记。只是没有想到,在经过这么多年岁月的消蚀之后,竟然还会意外地在这个台湾南部的都会城市中,再度被人提及,重新又被唤醒。
妻子认真地剉制甘薯签条,而我则负责将这些甘薯签拿到楼顶,以便借着春暖阳光的直接曝晒,让其成为黄韵色泽的甘薯签干。为了让这些甘薯签能够在一天之中晒干,因此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前往将其翻动。在这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之中,童年乡村晒甘薯签的场景,似乎又重新出现在眼前。虽然尘封的记忆已经有些朦胧,但是忙碌的身影却仍印象深刻,无论是在白天的甘薯田,或是夜晚的自家庭院……
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甘薯在台湾,是稻米之外的最重要粮食作物。当时,我家虽然也栽种稻子,但是在缴税和还债之后,往往稻谷业已所剩无几了,无法支撑众多家人整年餬口的需求。因此,栽培容易的甘薯,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家平日三餐的主食。这种艰苦的生活状态,一直到我小学毕业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善。
回顾过往全家食薯的现象,就犹如那张荷兰画家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在1885年暮春四月所绘的《吃马铃薯的人》(The Potato Eaters)油画一般,是欧洲穷苦人家的主食。虽然,这个在一盏微弱油灯映照下的祖孙三代食薯人家,桌上的主食是自家所种的整颗马铃薯,而非整碗呈现咖啡色泽的甘薯签。然而,那份在农忙之后的晚餐时分,全家一同围桌聚会的温馨场景,却是不分中外、不论时空,总是那么的熟悉而令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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