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林则徐给子孙留下一副耐人寻味的对联，曰：“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无独有偶，清代名臣曾国藩也说，他决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贤，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依作恶，必且大玷家声。”著名华侨陈嘉庚先生将一生积蓄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闻名于海内外，他在《兴学与爱子》一文中曰：“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损其志，愚而多财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文字表述不同，其用意无疑都在告诫后人要给子孙遗德不遗财。
从古至今，良将贤臣遗德不遗财的例子不胜枚举。
《史记·李广列传》记载：“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两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无言家产事。”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曾上书刘禅，表示在他死时，不使自己家有多余的布匹，不使外边有剩余的钱财留给子孙。”
东汉名臣杨震，亲朋好友劝他趁大权在握的时候为子孙多置些产业，杨震笑道：“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之父嘉靖时期的都御史戚景通，病危之时将其子叫到病榻前说：“为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财产，只留给你忠贞爱国之心。”
同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队伍中，他们活着做人民的公仆，死后给子女遗德，名垂千古，万古流芳，这样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把组织归还的冻结存款和补发的4万元工资，让妻子刘英全部交给党组织，他抱病在床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留给孩子。”罗荣桓元帅临终前嘱咐他的老伴说：“我死以后，国家分给我们的房子，你和孩子们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房子里住，不要特殊。”并对子女们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朱德元帅临终时，要求把他积蓄下来的全部薪水交给党，作为他最后一次党费。
郭沫若同志临终将自己的全部存款无私奉献给国家作为发展科学的奖金。
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临终将他25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协，设立“茅盾文学奖。”
陈洛平将军临终对三个子女说：“你们不要指望我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留在我身上的三块弹片，以后分给你们一人一块留作纪念。”遗体火化后，子女们从骨灰中取出两块弹片和一个弹头，每人获得一份“遗产”。
甘祖昌将军临终把一生积存的几万元存款交给了集体，他对儿子说：“我是老红军，我给自己子女留下的不应当是金钱，让子女吃好穿好，有个安乐窝，坐享其成，当寄生虫。我应该给子女留下艰苦奋斗的传家宝。”
孔繁森同志身后留给子女的虽然只有区区八元七角钱，但他却留下光照人间，荫及子女，清正廉洁的公仆精神。
最近新华社报道的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吴波，面对房子、票子、车子、“帽子”、儿子，下出了令人震撼的“五子棋局”，展现出一位共产党人信仰坚定、清正廉明、克已奉公的崇高风范。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曾多次对儿子们说：“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下个好名声!”这更是为官者遗德不遗财的典范。习仲勋同志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诲儿女如何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给儿女们留下了实事求是，夙夜在公，密切联系群众，勤俭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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