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问世,该丛书列举了大量的古代格言和案例,又根据社会形态之差别,把古代官德与现代官德的概念讲解得很透彻。此外,该丛书还将贪、官分为贪渎、权奸、酷吏几大类,这套丛书成为了我们反腐倡廉教材的读本。
对官员讲官德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问题是在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对贪、官讲伦理道德靠谱吗?对贪、官而言,他们根本就不信伦理道德这一套,否则他们就不会走贪腐这条路了。况且,他们连强制性的法律严惩都不害怕,又何惧无关痛痒的软性道德说教?就此而言,试图在贪、官面前讲官德无异于痴人说梦。
虽然在中华民族传统中,有非常多的优秀官德资源,例如孟子的民为贵,范仲淹的忧民思想等,但当下的官德建设,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把传统文化中的官德直接拿来使用,因为传统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有治人,无治法”,这种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官德,显然没有今天法治的“权利本位”等新道德因素。因此,当下我们的官德建设必须以权利为基础,从权利的本位出发。
由此可见,道德作为一个无法量化的软性约束,虽不可或缺,但不应成为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先决因素。其实,当下官德不彰的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权力监督不力,则官德建设就无从说起。如果权力监督不力,就会使掌握权力的人丧失人之为人的基本特质。最近,中央编译局有一位高官—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他在记者面前坦言:“都怨自己权力太大,约束太少,诱惑太多,情人太妖……”,可以这样说,权力的监督不力害了衣俊卿。权力使人变为神,权力又使神变为鬼。试问,如果权力监督有力,衣俊卿敢如此放肆和女傅士—常艳,到北京西单闹市开钟点房搞男女关系?由此可知,权力监督不力,是导致官员生活腐化堕落的主要原因。
有一位反腐专家说:“当权力失去百分之二十的监督时,贪、官们就会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百分之四十的监督时,贪、官们就会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百分之六十的监督时,贪、官们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百分之八十的监督时,贪、官们就会敢于践踏法律;当权力失去百分之一百监督时,贪、官们就不怕上断头台。
要遏制贪腐现象的蔓延,对贪、官们不应当只讲道德建设,而应当着重于制度建设。在现代社会,道德与制度最大不同之处就是,道德约束诉诸的是一种依靠个人自觉的内在价值体系,而制度则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外部因素的约束。由此可见,制度是道德发挥效力的先决条件,给官员们讲道德的前提是每个官员必须是一个守法的公民。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是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举妄动,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恶魔,将人性之罪恶无限地泛滥”。
因此,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官员,不将权力关进牢笼内,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官德建设,唯有融入刚性的制度之中,才能奏效。
本文来源:https://www.010zaixian.com/zuowen/yilunwen/6304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