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外婆的生卒年份都极为好记。1898年生，那年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有名的“戊戍变法”；1961年逝，正是国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享年六十三岁。
外婆去世于炎夏。那天一点异常征兆都没有，上午自然是好端端的，下午四五点钟，时年十三岁的我，又逃了一天学，和小伙伴们在河里嬉戏了好几个小时方回到家。向外婆扯了个怪圆满的谎，然后遵照她的吩咐，去煎油煎饭吃。问她，说不想吃，于是我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外婆其时已卧床一年多了，不能下地走动。是什么病，年幼的我自然不清楚。只恍忽听她说过，在生我母亲时，她在油布垫着身子的血泊中整整泡了一天，病根大约便是那时种下的罢。好在自己能抓着老式床沿板挣扎起身子，用一个大圆瓷缸自理大小便。幸得老天爷给她老人家留下了这点活动能力，假如一点都不能动弹的话，不知还将遭受多大的罪。这大约也算是对她诚信佛教、长年吃斋把素，喜好行善的报偿罢。每当我接过她的大小便去倾倒，她总要絮絮叨叨地对我说：“么儿，老天保佑你，菩萨喜欢你……”
放下饭碗不一会，便听外婆细弱地叫着我的小名，叫把电灯打开。其时屋内还很光亮，虽说心里有些奇怪，我还是赶紧照办了。不一会，又听她在喊：“噫，叫你开灯噻！”声音仍旧细弱，但带着了焦躁味。“开啰。”我答。“我朗格（怎么）看不到嘞？”我赶紧过去扶起正在撑起身子的外婆，只见她两眼雾蒙蒙的一片，随之已言不成句，只是抬手指了指屋内的楼上，扭动着身子作要离床的样子。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赶紧惊骇万分地高喊：“吴六嬢、吴六嬢！”她是外婆的好朋友，单身，四十多岁，寄住在我家阁楼上。听到喊声，吴六嬢赶紧下得楼来。左邻右舍也应声而至，七手八脚将我外婆抬到藤椅上靠着。我边喊着“外婆”边号啕大哭。她嗓子内嗬嗬作响，颤颤地抬手朝我动了几下，便垂下了，喉内“咕”的一声便停止了响动。一墙之隔的罗大叔在这边的询问声中报了时间：“六点十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至亲之人长别人世。好久好久，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第二天，也不感到害怕的我，伏在灵床边，揭开外婆脸上的白纸，只见她眼睛大睁，嘴巴也张着。邻居中的老人们都说：“这是丢不开你，放不下心哟！”我不免又是一阵的放声大哭。
外婆是贵州绥阳县宽阔坝的人，听她多次说过，那是一个山高林子密水也清凉的好地方。可惜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外婆在老家是务农，十七岁时，嫁给了时年十二岁的外公。后来外公出外谋事做，在遵义打拼挣得了一份家业，便将父母妻子兄弟一并接进了城里生活，于是后来便逐渐有了我们这些后人。
外婆生育了一女一子。女便是我的母亲，三十岁便病逝了，留下两个儿子，即我与胞兄。小哥俩经常都是赖在外婆这里的，后来父亲亦病故，胞兄过继他人，我则干脆在外婆这里“打长桩”（常住之意）了。外婆的儿子消逝得更早，说是三岁多便被麻疹夺去了生命。这位“舅舅”我仅仅见过照片——一个穿着黑底白点花衣花裤的小孩童，头上戴着一顶缀有玉牌的瓜皮小帽。外婆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过“舅舅”离去的情景。说那天半夜，她正守着这高烧不退的孩子，迷迷糊糊之中，一个生着三须胡子的老头飘飘走了进来，袖子一扫，油灯一晃一晃的，外婆惊醒一看，我那舅舅已经不行了。弄得我对这些将信将疑，好大了都不敢独自行走黑暗的地方。
还有一次，一条大花蛇不知怎的钻进了家门，缠绕在床顶横着的一根晾衣竿上，直吐着信子，令人又惊又怕。外婆却坚决不让人打捕。对我说：“这是你外公显灵看我来了。”又是烧香烧纸又是作揖打拱的，嘴里也一本正经地数说着什么，随后便关门出去了。许是受到烟熏及惊扰罢，那蛇竟然不见了。那时的木结构住房密闭度不佳，大约是从原路退走了罢。外公去世时我尚小，基本无印象，但却无论如何也将他老人家与一条花蛇联系不起来。
许是正因为这之类的原因罢，使痛失子、女的外婆深感“命”不好，便开始吃斋把素，念佛诵经、谒庙登寺，常常与一些祈求来生，与她思想相通的老婆婆们来往。我曾和她去好些庙宇搞过活动吃过斋饭。她在家里供着菩萨，还摆放了不少经书。其实她并不识字，但“读”起经书来却是流畅得很，想来是她们“同道”之间口口相传的罢。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句是：“吃四两还半斤。”意思是今生杀生吃肉的人，来世将变牲畜加倍赔付出来的云云。我与年长岁半的胞兄似乎不忌惮这些，非但馋肉得很，还曾多次偷吃外婆好不容易弄到的供品之类。
当然，外婆在我心目中并不一味只有封建迷信的方面，也有让我既惊叹又佩服的地方。
大约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罢，一天下午，来了个浑身军装的人，放下手上提的东西，便跪下给外婆磕头，口里表着谢意之类的话。外婆一连声地说着：不要“浪格”，不要“浪格”（方言：“这样”之意），一边赶紧扶起这个年青人。这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脸腮边上的一个暗红色伤疤。人走后，外婆给我讲了：他是一个转业兵，是我们绥阳老家的人。小的时候遭豺狗（狼）咬倒拖起跑了，我提根竿竿追了两匹坡才追下来，硬是没有让豺狗换成嘴——民间说法，豺狗如将被咬之人放下换嘴再咬上一口的话，此人便无救了——听外婆摆谈了这个事，我简直感到外婆太了不起了，是一个什么凶恶东西都不怕的人。
外婆心地善良，人缘极好，也肯帮助人，街坊邻里，一街到头的人，都称呼她为“老妈”。外公娶的另一个“小外婆”生的子女们也这样称呼她。外婆以卖豆豉为生活来源，不用秤来称，团成一砣一砣的放在一个长方形木盘子里，摆在街门口，我便经常给她看摊子吆赶蚊蝇。由于豆豉好吃，价钱又公道，很受人家欢迎。
外婆煮黄豆用的是一口沙鼎罐，大大的，一次可煮三四十斤黄豆，往往得从早上煮到下午四五点钟。许是成了习惯罢，每到黄豆熟了快离锅之时，院子里的小孩子们便聚拢来守候在她旁边了。外婆就拖过一张洗抹得白白的长方形条桌，在上面舀上若干个小堆，边做着自己的事，边关照孩子们好好的吃，不要“割裂”（吵闹打架之意）。看着孩子们一颗颗拈着放进小嘴，吃得那么津津有味，外婆便慈爱地笑了。后来搞了公私合营，小摊贩不能自卖东西了，加上外婆年纪已大，无力参加集体所有制企业劳作，于是便息下了，每月由民政部门发放十五元钱维持婆孙俩的生活。吃黄豆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了，都还每每忆起围着长条桌吃黄豆时的温馨情景。
那时节，国家正进行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活动，其中有一个标志便是人们都一律被要求在食堂集体进餐。开初尚好，免了家务劳作，吃喝得可以，又热闹，饭罢抹嘴就走。后来，愿意打饭回家吃也行。大约因外婆人缘好，不付嫌，得到了具体管事人的恩准：食堂经常吃肉，有油荤，老妈是个吃长素的人，情况特殊，就让她各人自己在家搞饭吃吧。于是，我与外婆得以自行开伙。这让我很是对那些围桌而食，热闹高兴的小伙伴们羡慕了一阵子。后来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来临，食堂便也日渐清汤寡水，吃肉打“牙祭”成了看年看月的事，与素食主丈者相差不了多少了。至于我总不免要沾点荤腥的问题，开初是外婆托邻居帮忙，后就由吴六嬢代劳了。
灾害造成了过“粮食关”，饥馑便成了平常之事，犹其以靠天吃饭的农村人为甚。那时节，街上常见饿得偏偏倒到的进城逃荒农民，走着走着便倒地不起的情况亦有所见，于是很自然的便出现了拦街抢饭吃之事。刚从食堂打了饭端着往家走，稍不留意，便会被几个围上来的饥饿农民抢走了，尤其以小孩子遭劫的情况最多。那时食堂蒸的是“罐罐饭”，每人按各自定量一顿一罐，为长圆形的一砣，抢饭者极好下手，到手后便捧着一阵的狼吞虎咽，任凭被抢者吵骂或在背脊上擂鼓似的乱打一气而全然不顾。也难怪人要现急象，那时人们每顿口粮有限，被人夺食便意味着自己挨饿。想要夺回，对方脏稀哪垮，一双手或枯瘦或肿胖墨染似的，饭也早无有了形状，唯有气急败坏的泄泄愤而已。若是孩子，便号啕着奔回家去向大人报告噩耗，饭还在手上的人，则哈着腰，护着饭缸，张惶回顾，逃似的赶回家去。
外婆因是自己开伙，口粮属自管，有些活动余地。因而尽管我们也困难，若见饿得昏昏沉沉的农民进家讨食，她总会省上一碗半碗的倒进人家的罐罐里。还劝我说：“么儿，庄稼人遭孽，可怜啊！我们少吃点就少吃点，做点好事！”
外婆虽说没有了自己的子女，却对“小外婆”所生的子女视若已出。外公死时才四十六岁，比他小了十六七岁的小外婆的改嫁便属了情理中事。而遗下的舅舅，孃孃，有八九个，有两个甚至比我还小。小的随母亲进入继父家，大的则不愿去，于是便经常进出于我外婆这里，直到找着工作后方才陆续离去。老人家尽力以做豆豉生意的微薄收入给予接济而无怨无悔，只要被多喊上几声“老妈”，便又高兴又满足。
外婆最关怀的还是以女儿换来的两个外孙，胞兄有了安身之地，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了。有次外婆问我：“么儿，我死了你朗格（怎么）办嘛？”我竟爽快地回答她：“外婆，你死了我吃冷饭。”外婆笑了，却不断地翻起衣襟擦眼睛。现在才能回想到，当时天真不解事的我的回答，该是在外婆心里激起了多少的苦涩之情。自己已是风前之烛，无父无母的孙儿却尚且如此不晓事，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呢？
外婆的后事办完后，有天吴六嬢悄悄把我叫到她的楼上，对我说：“你外婆给你留了一小罈子米，还有六十块钱，要我慢慢匀到给你用……唉！”随后她模着我的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想到外婆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生病也拖着不上医院，装殓遗体也是用的四块薄木板钉起来的“斜斜”（读“瞎”音，简易棺材之意），却如此操心着我的将来，便不禁又是一阵的悲从中来，瘦窄的肩膀一阵阵地耸动。
这以后的半把年中，我孤凄地住在曾和外婆一起住的小屋中，晚上则绻缩在曾经和外婆一起睡的那张老式木床上，吃饭却是在外公的弟弟，我呼之为“三外公”那里搭伙。生活来源为民政部门发给的每月八元钱。每当去领这生活费时，发钱的那个三十多岁的人，外婆背后呼他为“泡粑脸”，总是肿声肿气，极不耐烦地对待我这个本就畏畏缩缩，内心怯怯的小孩儿，就象要他的钱似的。一来二去，我干脆不敢去他那儿了。至于“泡粑脸”在以后的岁月中是如何处理政府提供给我这个孤儿的这笔费用的，就不得而知了。
无了生活费，顿感生活无着，舅舅、嬢嬢们又正相商着继承“老妈”的房产的主意。这之前，外公置下了整个一趟院子二十多间房，全国解放之初，外婆要求留下了这间自住，其余的则由“小外婆”变卖，与三外公七三分成了。这下，我的住处也成了问题。幸得姑妈向我伸出了援手，于是我便去了姑妈家。外婆留给我的米，虽在吴六嬢的安排下尽量细水长流，已然吃完了。还剩下二十多元钱，吴六嬢交给我，带到了我姑妈处。
外婆的坟，就在城里的一匹山上，不知什么时候，被征用土地者作为无主坟推平了。但她老人家却始终在我的心里活着。她留下的一张从小贩证上揭下来的照片，盖有半边公章，已然发黄，我一直珍藏着。几十年来，曾多次默默看着老人家慈祥的面容，回想着与她老人家生活过的年年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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