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他的守望站成树的形象，烙在她18岁的心灵版图上。从枝繁叶茂到落叶飘零，她成长的四季都是树的伟岸，叶的芬芳。
1996年秋天，他从棉纺厂退休了。他当过兵，识了些字，爱看书，还订了报纸。天朗气清的日子，他总是坐在自家小院的香樟树下，戴着老花镜，一门心思地看书、读报，旁边的茶壶汩汩地冒着热气。她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个人玩跳房子的游戏，玩累了，她会蹲下来，拖着腮帮子看他。阳光穿过茂密的叶子，星星点点地落在他身上，那是孩童时期的她对树影斑驳的最初认识。
她跟着他，也看那些书。她才八岁，一页书里难得能找到几个认识的字，但当他摸着她的头，问她喜不喜欢的时候，她却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以后，他便千方百计找来很多适合她的书报让她读。他们约定，每天把饭菜从桌上撤下来以后，就面对面坐下来看书。
开始的时候，她还能正经八百地背下一首唐诗。后来她耐不住寂寞了，就拿书做掩护，时不时地就瞄他两眼，然后不是跑去厨房喝水，就是奔去厕所洗手，窸窸窣窣地弄出很多响声。再后来她发现无论她做什么他都不表态，就开始拿些薄薄的纸，印些《绿野先踪》或是《安徒生童话》里的插图来填色。她常常边描边打哈欠，握着水彩笔图啊图啊就睡着了。等到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再再后来，已经是她能够安安静静看书好久以后的事了，她看了太多童话，就不再满足于“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局了。她看的第一部超级搞笑的故事叫《吹牛大王历险记》。她太喜欢书中那个可爱的德国人了。吃西瓜的时候她会刻意吃下几粒西瓜籽，想是不是睡一个冬天就能结出几个西瓜；在井边嬉戏的时候，她也会小心地顾盼，想井底是不是也藏着个桃花源。
然后有一天，她突然很神秘地走到他跟前，举起右手遮在嘴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爷爷，等我赚钱了，一定给你买很多杜康酒……”那个时候他正坐在香樟树下小口小口地啜着绍兴黄酒，听完她的秘密，他拍拍她的脑袋，笑地合不拢嘴。
那晚他许是较往常多喝了点，直到太阳下山，她依然见他醉得满脸通红。
1999年冬天，学校要举行一次“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的演讲比赛。她能写，老师和同学一致推荐她代表班级参赛。她不能辜负大家的期盼，便应了下来。尽管老师一直告诉她“重在参与”，可她的心里依然有一只小鹿在“咚咚”乱跳。
她回家向他说了这件事。他一拍大腿，“好哇，这是好事啊！”她低下头，盯着鞋尖小声说：“我怕。”他费力地蹲下来，因为胖，再加上那个鼓鼓的将军肚，他的蹲姿很滑稽。他说：“有爷爷在，不怕。”望着他的眼睛，她开心地笑了。她读不全他眼里流露的种种，却相信此时此刻，他就是她的靠山。
比赛是在一个礼拜后。她抱怨说时间太少，他坚持说已经足够。她一紧张，手指就不由自主地缠衣角。他说这个动作可不好看，一定要改掉。他为她捆了一匝报纸，叫她握在手上。报纸的厚实让她觉得安定。第五天的时候，她的双手已经可以自然得放在体侧了。
比赛那天刮很大的风。她站在三楼的阶梯教室门口，看着风呼呼地扫过空旷的操场，来了有去，仿佛是大地压抑不住的躁动。他的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她回过头，看到他平静地朝她笑。“爷爷……”她欲言又止。“放松点，像平常一样，就当下面只有爷爷一个人在听。爷爷知道你是的。”仿佛就在一瞬间，时间停止了走动，万物屏住了呼吸。只有他的声音，穿过她的耳膜，直抵她的心灵。
这么多年后她依然保存着当时的校报，头版公布的比赛获奖名单中，她的名字被赫赫地放在“一等奖”下。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她上台的时候，是怎样的从容和自信。
2002年春天，她被光荣地选为市三好学生。整个学校只有4个名额，她心里自有无法言说的骄傲。那天她陪他去老年活动室，村里的老人都认得她，搓着麻将问起她的学习，她只是笑笑说“还好。”心里却巴望着他能够当着外人的面夸她几句。老人们也免不了虚荣，都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自己的孙儿、外甥如何如何懂事，如何如何优秀。她听在耳里，嘴角滑过不以为然的轻蔑。可他依旧只是迎合着他们，并不当众表扬她。她的虚荣心膨胀，一赌气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他回家后，她还在生气，他问什么她答什么，决不多讲一个字。最后他说：“映山红开了，明天一起去爬山吧。”
第二天，他们起了个大早，顶着淡淡的晨星，踏着初春的晨露，走上狭长的山路。他走在前面，跟在后面的她东跑来西奔去，大把大把地采着粉嫩嫩的映山红，却没有顾及前面的他正累地气喘吁吁。
到了山顶，正赶上日出。他们就那么站着，看着太阳升起，大口大口地喘气。他说登山的感觉真不赖啊。她抬起右手遮住额头眺望着远方，说：“是啊，太有成就感了。”他又说：“可惜山不高，难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啊。”她点头：“那是的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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