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原名张瑛，1921年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其祖父为张佩纶，外曾祖父为李鸿章。下面是相关的范文，快来围观吧。
秋天的雨
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
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翳翳的古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去。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睛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薰蒸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袈裟鲜艳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的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噗秃噗秃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测出深绿的水花。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张爱玲的相关阅读】
“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是张爱玲曾经谈到的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风华绝代的才女一个重大的发现，并自始至终地操作为她所有作品的主旋律。
她笔下的人本质始终都是自私的;她笔下的人心总是那么寒冷，迷失，怅惘。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彼此相爱得心照不宣，虚荣的白流苏却义无反顾地将自己嫁掉，目的仅仅是为了嫁个体面!《殷宝滟送花楼会》中，殷宝滟拜师于罗潜之的门下，“——有了空，就念法文，意大利文，帮罗先生翻译音乐史……罗先生真是鼓励我了的——你不知道我们的事吗?”这位乖巧，玲珑剔透的美女子，一面哄瞒着疑心重重的罗太太，让她(罗太太)“渐渐知道宝滟并没有勾引她丈夫的意思，宝滟的清白危胁着她。”另一面，她却“常常(同罗先生)一同出动去，他吻够了她，有别的指望”甚至明里直呼罗先生“Dealing”。一种人性化的扭曲，一种情、义、理冠冕堂皇掩饰下的阴暗面暴露无遗。
任何一个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无外乎有两种：跨越或是同构。张爱玲应该属于后一种，她本人与作品中的人物有极大的同构性。她笔下的人物往往局限于狭小的空间，(如《封锁》中，只捕捉电车上狭隘短暂的一暮)，吵闹，拥挤，人与人之间的隔亥且难以沟通……抑或是表面上的亲热，敷衍，内心深处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何尝不是张爱玲内心深处赤裸裸地灵性与虚伪抗争的映射与写照?
何况，张爱玲是奇女子。从小就要“做个特别的人”，曾有句一度有争议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她出身名门，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张佩纶;外祖父是清朝名臣李鸿章，其父却只是个封建贵族的遗少，恶习累累，性情暴戾，抽鸦片，娶姨太太，动辄讴打儿女。张爱玲曾在一部作品中这样记录其父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向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就是被关禁闭，一关好几个月。又幸染上痢疾，幸而姑妈舍命相救，否则就照她想“死了就在院子里埋了”……童年的不幸，令幼年时期的张爱玲心灵上遭受过过度过早的伤害，刻下难以抹灭的阴影，以致在她以后漫长的生涯中对整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疑惑，也造成了她性格与作品中时时渗出沁人的冷意。
她的笔下没有真正的亲人，没有真正的朋友，也没有真爱。她对她唯一的弟弟也乜着眼看;对她的朋友炎樱，姑姑也做到了锱铢必较，小帐小事小非都要分得一清二楚。至于“爱”，张爱玲是所有的现代女作家中，最能把“爱”还原到透明的人。《留情》中米尧晶与敦风表面上卿卿我我，羡煞多少不明就里的人，其实敦风这样说：“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了我的打算——反正大家心里都明白。”无论是作品中还是现实中，在第爱玲的'眼中一概抛却形面向上的情，赤裸裸地直捣物质上的贪欲和本质上的虚伪。
因此，“苍凉”在张爱玲细腻敏锐的笔触下一如既往地长歌当哭，触目惊心地鲜活在灵与肉，情与物的挣扎里。活泼与绚烂也一日日僵死在刻板的生活模式里。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的两次婚恋。令她一见倾心的敌伪报纸作家胡兰成，这无疑是一段孽缘。新婚燕迩不到半年，胡先是与周姓护士有染，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胡正与叫范秀美的女子明目张胆的同居。多少羞恨多少孤寂多少悲哀?在张与胡短暂的啼笑姻缘里，却仿佛唱尽张爱玲漫长生涯中的生命真相——苍白与凄凉!
张爱玲于1955年抵达美国，很快与长她27岁的美国人赖雅订婚。赖雅是个百分这百的共产主义，而前夫胡兰成是个汉奸。这一强烈的反差，一度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与绯议。又有人提及张爱玲于1952年于香港的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具鲜明的政治倾向。但婚恋似乎与政治倾向不能相提并论，也只能道出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与写作存在小小的分岐而已吧。时代，国家，□□□浓缩于她现实生活中的一角，或是诉诸于她悲观感叹的笔下，无非显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平凡男女的平凡悲欢，或者是呈现的是遥远的社会波澜与跌宕中一个与之相和谐的音符吧。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17岁时的惊世之言。
一度华美的衣袍，在喜怒哀乐中经历了辉煌衰败，沧桑变幻，慢慢趋于黯淡，直到虚无。
一代旷世之花，凋谢于1995年8月8日美国的洛杉矶公寓，一个无家具，无床的冰冷的地板上，身上覆盖一张薄毯子。天才的慧眼过早地洞悉人性的弱点和世事的沧桑，至死仅裹走一张薄毯，至于上面有没在虱子，不得而知。如果有，应该是一只只叫做“苍凉”的虱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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