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上的讲演(1940年4月22日)
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根据运动。何以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无论是赞美、反对或不满足,都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呢?他们所以感想不同的缘故,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学生,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呵!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然而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大而得结果小,才是好现象。此时学生牺牲的精神,若不如去年,而希望效果,却还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现象了。以上这两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诸君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不但特殊势力和代议员不是好东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赖。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赖,就是学界的份子好朋友,都不可依赖。最后只有自己可靠,只好依赖自己!
导读
“五四”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原因是“五四”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含义,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反对传统道德、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第二,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文学革命;第三,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腐败政治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这决定了“五四精神”,注定不可能进行单一视角的归纳。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崇尚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价值,以进化论眼光肯定现代化,否定传统道德与价值观;而五四政治运动中,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与五四启蒙理想在对待西方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上相互冲突。可以说,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阐释目的,就“五四”的某一方面含义进行强调。
陈独秀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他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反对旧道德,张扬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动者与重要角色;他又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倡导者,与胡适等人一起,倡导白话文学;在1919年以学生游行为导火线的五四政治运动中,他亲自上街散发传单,并因此被捕。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原先包括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在内的五四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离:陈独秀、李大钊投身政治,胡适退回书斋搞学问,鲁迅则“荷戟独彷徨”。他们任何一位来阐释五四精神,都会是不同。作为“五四”的全面参与者与领导者,陈独秀似乎是诠释“五四精神”的权威角色。然而,这篇演讲,陈独秀显然并没有试图对五四进行“全面”的阐述,他只是以一位政治家的身份,着眼于五四政治运动,阐释政治视野中的“五四精神”。因此,他强调的“五四精神”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而他演讲的地点——中国公学——恰好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因此,演讲者的身份和听众对象,决定了这篇演讲,是一篇以五四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干预政治为楷模的宣传、鼓动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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